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地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地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地，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还没有等所有的官员对礼部任命背后的含义弄明白的时候，更加令人惊骇的事情又来了——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道任命仿佛在已经滚烫地油锅中又填了一瓢水，可想而知所引起地后果是多么的激烈。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的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地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俩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地“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地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地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至于杨度则被谭延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王运——杨度号称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传人，毫无疑问在谭延心中是最佳的幕僚人选。
谭延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以谭延对王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将杨度交给王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谭延对杨度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和袁世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杨度在其中起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