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用。不要说杨度，就是他的老师王运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也有很多问题。谭延对于自己做皇帝没有任何兴趣，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他自然不会傻的再重走一遍。
杨度这颗棋子不是帮着谭延用来谋划称帝的，王运这种旧式幕僚他也看不起，他要强行介入杨度的命运，让他成为自己最得心应手地幕僚。以便替代沈静。在选用幕僚的问题上，他更喜欢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直隶总督府幕友堂地幕僚都知道。一旦哪个幕僚被谭延“看上”，必然是私人资助其游历欧美——这也成为幕僚被谭延启用或是看重的先兆，郭正和杨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地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这也就是谭延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
现代西方工业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冲击力的，尽管谭延并没有出过国，但可以想象工业发达地列强国家烟囱林立地景象，这是中国这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未曾出现过的。在经历了甲午惨败。举国上下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的阶段。谭延将他所看重的人都分批送往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去游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谭延一系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去欧洲和美国亲眼看看工业文明的发端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是日本。
谭延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地“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地特点。不说别地，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
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地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除去个人感情因素。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那些东渡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向日本学习”也是有很多经济背景的——直接向西方列强国家去取经固然是很好，但中间的费用也同样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语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谭延则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在英美法德这四个国家，北洋都设立了接待处，帮助前往欧美的留学生或是考察人员尽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无论在考察的具体内容上还是生活招待上都给予最优厚的支持，这是那些自费人员所不能比拟的。
想要用杨度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会谭延算是指望不上的，杨邺和郭正的长处是对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他也只好将就着使用了。如果别的官员若是知道谭延大叹人才不够用的话，那真是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其实处于新旧交变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快，但是谭延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谭延也许可以想象到礼部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远比他所预料的要热闹的多。怀塔布出身正蓝旗，在得到自己被罢免的谕旨之后，自然是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在礼部堂官面前大骂王照一通，将镶着红玛瑙的钉子一扔拂袖而去。相对于怀塔布的暴烈反应，七十多岁的许宝则平静的许多，默默的带着两个随从在礼部收拾了一下，便和众多同僚一一拱手告别。王照也上前打招呼，结果许宝拂袖而去，王照则非常尴尬的立在那里半天没动静。
新上任地裕禄、李端面对礼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只能一家家的上门去安抚被开革地官员，除去礼部侍郎增广汉还比较开通之外，其余的皆碰了钉子——人说升官发财最荣耀，裕禄和李端在这次事件中才是最冤枉的，无端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同样升官的王照则被全体礼部官员所孤立起来，境遇更是糟糕透顶。
本来有风声传闻裕禄会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有力人选，结果裕禄没有达成自己的心愿。现在受了这份闲气也让他有口难言。最后拜访被裁撤职地礼部六堂官府邸受了闭门羹比谁都冤枉，尤其怀塔布的背景亦是让他颇为忌惮，生怕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任命会让满人误解自己站在皇帝一边，索性干脆就不去礼部任职，整天泡在自己的府邸中看戏。
礼部王照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沈静给谭延去信主张立刻让天津的“远洋渔业”加紧“捕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