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们不可能闭关却扫，独善其身，故而一旦面临官绅的欺榨威胁，共同的利害关系即廹使他们紧抱成团以御外敌。何以图存？端赖自救。被逼至死地的村夫猎户们一旦发现除了“自救”别无选择时，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侠义精神即得以弘扬放大。如果说，汉人石匠与畲族猎户的互帮互救，还是基于同一县乡邻里唇亡齿寒的实际利害关系考虑；那么，太平军骁将刘保义、刘保安兄弟与吴石宕人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友情，则是建立在处于同一阶级营垒，和对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共同仇恨基础上的。如果说，面对金鸡太爷与团总林炳互相勾结，草菅人命，最初吴石宕和雷家寨人的侠义精神还仅体现在救出自家弟兄亲友上，那么，随着对朝廷官府本质的认识加深，则逐渐上升到除暴安良，济危扶困，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仗义行侠的层次了。由为本村寨、本宗族利益而砸站笼、救囚犯，到高举三星旗，歃血盟誓：“杀贪官，诛豪绅，救万民出水火之中。灭贫富，倡平等，领百姓入安乐之乡”，是何等大的发展；由幻想官府会秉公执法而去与林炳对簿公堂，到喊出“反入朝廷，不到京师决不收兵”，又是何等大的转变！人物的这种演变，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传统的侠义精神乃是这些世世代代安份守己的村夫猎户们的阶级意识萌动觉醒的滥觞。正是这种潜在的不自觉的侠意识，使他们不甘任人凌辱宰割，不愿拢袖旁观穷朋友蒙冤遭屈，而终于揭竿而起，实践他们“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解之”的豪侠理想。
③见《史记·游侠列传》。
《括苍山恩仇记》的侠意识，不仅表现在人物所具有的侠义品格上，还体现在作品中大量的武功场面描绘上。职业的需要和强悍民风的熏陶，使作品中的各等人物都练就一些拳脚功夫。冷兵器时代的尚武精神和武功招式套路的描写融贯于作品中，使得人物身上的侠义风范得到更充分的展现。雷一鸣的用锤、林炳的双剑，吴本良的双刀，从某种角度看，乃是他们各自性格的外在写照。武侠场面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整部校旱矛盾冲突的酿成，就是由吴本良与林炳的校场比武风波引发而起的。而校旱中每次情节高潮的掀起，事件发展的转折，无不借助于武功场面的展开。如寻找牯牛的格斗，砸站笼救囚犯的夜袭，禳旱魃的混战以及劫法场的厮杀等等，莫不如此。
【虚实相间：清末浙南山乡的社会风俗画】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多卷本的通俗校旱，固然具备迭起的悬念、曲折的情节故事等基本要素，但是又不像一般的通俗文学那样仅仅“依赖通过展示叙事、结构方式和艺术技巧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①来取悦读者。作家在注意保持通俗校旱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和篇幅描绘渲染作品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情，把清末浙南山乡的民俗风貌再现于字里行间，并使之成为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如果删去那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婚丧嫁娶、祈雨禳魃等世俗民情场面的生动描写，略去展现特定地域人文环境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校旱还能剩下多少新鲜的东西。从校旱中，一般的读者除了能领略括苍山麓的民风特色，还能获得那个时代的诸多知识，如中医武术，阴阳堪舆、祭祀礼仪乃至建筑学、音韵学等等。而对于今天依然生活在校旱描绘的地域中的人们来说，校旱还具有民俗学意义。作品中对当地的某些习俗、传说、语言（包括方言俚语）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探源和解释。所有这一切，并非出自作家兴之所至的比附兴会，而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民俗的深刻了解之上的，同时也得力于他在创作之前充分的学识积累和准备。②正如有人指出的，《括苍山恩仇记》是把严酷的阶级冲突与浓郁的民情世态融为一体，借民情世态的描写来传递阶级斗争信息。③但在这两者的处理上，作家采用截然相反的手法：一虚一实，一幻一真，同时把虚实幻真的两极浑然地统一起来。前面已说过，《括苍山恩仇记》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基本是虚构的，因在当地历史上，并未曾产生过富有传奇色彩的三星义旗和令官府胆寒的起义军。但是，作品中人物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和山乡的民风习俗，却是按照当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严格写实的。尤其是对地理风貌的描写勾画，很富有真实感和历史感，如对当时县城建筑格局式样的描写，今天的老人们也许还能循迹指点。因此，对熟悉了解当地地理环境的读者来说，读来不单感到亲切，而且更感到真实可信。
①见王力平《通俗文学笔记》，载1989年5月19日《文论报》。
②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884年第6期《人物》。
③见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校旱创作》，载1984年第5期《当代作家评论》。
这种地理、民俗属实和人物、事件虚拟的结构形式，显然不同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虚构布恩蒂亚家族同时也虚构一个马孔多小镇的双重虚构，也有别于莫言在《红高粱》中虚构土匪爷爷的传奇故事的同时，还虚拟一个与地理版图上同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