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散论
“文／应为众”
近年来颇具气势并给纯文学以强烈冲击的通俗文学创作潮流，其发端可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金、梁武侠校旱在大陆的翻印出版。此后的琼瑶热、三毛热等均是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延伸扩展。但那毕竟都是台港海外作家造成的轰动效应。大陆本土通俗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则是以包括《括苍山恩仇记》、《津门大侠霍元甲》在内的一批作品问世为标志的。虽然它们出现在通俗文学被冷落排斥了三十多年之后，但乍一露面就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从此以后，通俗文学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雄踞于当今文坛。
本文试图就长篇通俗校旱《括苍山恩仇记》作一番考察，看它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流变中，具有哪些独具光泽之处。
【仗义行侠：逼上梁山的英雄传奇】
《括苍山恩仇记》讲述的是清末浙南山乡的村夫猎户们不堪忍受官绅压榨而揭竿造反的故事。校旱一出版，就被评论界划归到“历史校旱”名下来谈论。但是问题接踵而来：但凡历史校旱创作，不管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都应遵循“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①的基本原则。五四以来的历史校旱创作，如《采石矶》（郁达夫）、《大泽乡》（茅盾）、《杜子美还家》（黄秋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李自成》（姚雪垠）、《金瓯缺》（徐兴业）、《戊戌蝶血记》（任光椿）……莫不以历史上某一事件、名人或传说为依托，通过艺术想象生发演义而成。《括苍山恩仇记》则不然，别看校旱洋洋百万言，讲叙得煞有介事，其实那是“子虚加乌有”①的空穴来风。那场恩怨难解，复杂错综的族系纷争、阶级冲突只发生在作家的头脑之中，而在作家所借托的那个地域环境里却无史可稽。为了给这类非正宗的“历史校旱”正名，有人主张以“历史故事校旱”的名目规范之。②其实这是很勉强的题材归类。因为照此办理，则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均可因其描写的历史背景而跻身“历史校旱”行列了。这样一来，恐怕只会令读者一头雾水，弄不清“历史校旱”为何物。
①见《辞海》文学分册，1980年版。
①见吴越著长篇校旱《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②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校旱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五期。
《括苍山恩仇记》与正宗的历史校旱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出自作家别出心裁的独创。我认为，这种写法，可从前人的创作中找到范本。例如《水浒》和唐人传奇校旱《虬髯客传》，就与它有若干相近之处。
与《括苍山恩仇记》一样，《水浒》、《虬髯客传》都是表面“讲史”实际上出自虚构的作品。它们或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③（如《水浒》）；或根本就是文人的艺术创造（如《虬髯客传》）。如果进一步看，则可发现《括苍山恩仇记》与《水浒》在主题、人物乃至某些情节设置上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以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下层人物为主角（甚至两部作品都没有刻划塑造真正意义的农民形象）；表达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揭示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特点等等。这三部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特色是，人物富有侠肝义胆和理想化色彩，情节具有传奇性，即作品带有武侠文学的特征。对这类作品，与其叫它“历史（故事）校旱”，还不如称之为“英雄传奇校旱”较为得当。①
③见鲁迅《中国校旱史略》。
①梁归智《论武侠校旱的基本特征》（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中把《水浒》等带有侠义色彩却不具备武侠文学特质的古典作品称之为“英雄传奇”文学，本文姑且采用这一提法。
“唐人始有意为校旱。”而真正的武侠文学，则源于晚唐的传奇校旱。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所塑造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女、虬髯客，无不具有重义疏财、旷达豪放的侠士风范。作为杜光庭的同乡人②，吴越把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继承下来并投射到那伙被逼上“梁山”的石匠猎户身上，是很自然的。
②杜光庭祖籍西安，在缙云出生；吴越祖籍永康，也在缙云出生。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造就了“侠”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而侠士的存在，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侠意识的萌发和流传。侠士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义轻利，被下层社会的平民奉为传统美德而得以强调与推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③，扶弱济贫、除暴安良等等，已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标志。因此，侠意识，不仅鲜明地表现在武侠文学里，也广泛地存在于英雄传奇文学之中。（像当代文学中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钢》等，都不难找到其痕迹。）《括苍山恩仇记》里的石匠猎户们，他们群体性的生存形式造就了其侠义性格形成发展的环境，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