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功利思想则成为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的思想渊源；而他的社会批判思想则为唐甄的思想先驱。
在中国漫长的思想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两部《潜书》存在于世，一部是李觏的《潜书》十五篇和《广潜书》十五篇，别一部则是唐甄的《潜书》九十七篇。如果把他们二人的《潜书》加以比较，则会发现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于中可见他们的思想联系、渊源关系，李觏思想是唐甄思想之源，唐甄思想则超过李觏，这恐怕是后来者居上吧。故在此就两部《潜书》加以比较而予以论证。
就书的写作动机、目的而言：李觏说：“泰伯闲居，有书十五篇，愤吊世故，警宪邦国，遐探切喻，辞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谤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潜》。”又说：“岁辛末，泰伯以‘潜’名书。后七年，覉栖山岩，即而广之，复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呜呼！其亦见险而不能止者乎？”唐甄说：“四十以来，其忐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不忧世之不我知，而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有见则言，有闻则言。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号曰《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非虚言也。君子不为无用之言。窃有微用，不敢让焉。”一个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心愈苦，言愈多。见险而不能止”，为治国救民止险而作；一个是“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使“在其位者而谋其政，非虚言也。”均旨在注重实事实功，反对虚浮之言，以求改革弊政，解救生民，使其遂生。就思想而论，在这里只就唐甄《潜书》与李觏思想相近、相同之处，作简要概述，请读者对照前面所述的李觏思想，作一比较，故对李觏思想不再叙述。
第一，均平平等，抑富扶贫。唐甄认为，宇宙万物，天地之道，就是一个“平”字，“平”是事物存在和处理各种事物之间关系的准则，“平”则万物各得其所而长久存在，“不平”则“坠”、“倾”，故应提倡“均平”、“平等”，不能使贫富相差悬殊，苦乐不均。他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麦见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唐甄目睹当时贫富相差悬殊的社会现实，并以“王公之家”的奢侈，与“吴西之民”的困苦，加以对比，说明这种贫富两极之差，既违反“天地之道”，又不合“人生之理”。
他对这种厚此薄彼，此乐彼优的极端不合理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告诫当权者，“不平”终有一天会“倾天下”的。
唐甄在主张抑富均平的同时，还提倡“抑尊”。他指出，君主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均平”，而且在政治上做到“抑尊”，即限制皇权，抑制尊威。
他认为：“天子”“皆人也”，“非天帝大神也。”既然是人，就应当与人平等，不应当高高在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所以必须做到：“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如此则可使万民归之，天下大治。
第二，众为邦本，理财富民。唐甄深知：国之所以为国在于有民，无民则无国可言。由此出发，他提出理财富民，为国理财的思想主张。他说：徒者，众也。有众，土乃治；土治，财乃生；财生，用乃足。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司徒之职，重农功，籍土田，审肥硗，时赢绌，稽蓄散，慎出纳。必使民有余藏，国有余用，虽天灾流行，年谷不登，而民不困。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财，后宫不得有珠锦之饰，贵戚不得有田宅不饶，民庶不得有侈丽之好。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唐甄认为，“财”是“国之宝”、“民之命”，故不可不理财以“富民。”君主的职责在于立国、富民、救民，“立国之道无他，唯在于富。”各级官吏的职责在于保民、养民，使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只要家家有“数石栗，数匹布，妇女温饱，相为娱乐”，就没有人“能诱之蹈不测之祸。”人人衣食饱暖，家家安居乐业，有谁还会起来造反呢！
唐甄批评那些为政而不懂政治的官吏，因为他们不明白治国与富民的关系，把二者分裂开来，只知求得国家富强，而不知国之所以富强，其根本则在民富的道理。所以唐甄说：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