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唐甄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此为历史明鉴，面对清初四海穷困，民不聊生，而统治者不关心民命的现实，阐发了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告诫当权者民为国本，治国在富民的道理。如果为政者，不富民而刮民，不仁民而暴民，不利民而害民，最终其政权必然要危亡。因此，为政者不可不知政，为政不可只见政而忘民。"国无民，岂有四政！"要想求得政权巩固，必须固其根基，而欲固其根基，不能忽视富民。由此出发，唐甄把能否富民、养民作为考核官吏功绩的标准。他说：“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上非是不以行赏，下非是不以效治。”以此则天下可治。否则"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虽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远矣。"②故考核官吏的政绩、功绩，应以“富民为务”，以“富民为功”，有功则择之、擢之，无功则抑之、罚之。
第三，兵为大事，用兵救民。唐甄继承了孙子以来的“兵者，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亦与李觏一样提出了重兵思想。他的重兵思想与他的“事功”之学，“实功”之治，紧密相关。唐甄论学“尤长于言兵”。他从为政之道在“定乱，除暴，安百姓”，为官之责是“厚本”，“安民”，“利民”，“富民”的民本思想出发，而认为儒者应当言兵、重兵。因为兵是国之大事，不可不言，不可不学，他把仁、义、兵，作为“全学”的“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故不可以轻视兵的作用。他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国之有兵，不时刺也；敌至无患，以兵习也。兵为国之大事，学问之一种，君子之急务。所以学者要注重兵学，研究兵法。只有把仁、义、兵都学习好，才是学到了全面的知识，不知兵，不为全学。不知兵的仁义之学，是无用之学，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要有“全学”之知。
学兵、用兵的目的，旨在“伐暴”、“诛乱”而“安民”，这正是儒者的职责和所贵的原因。唐甄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为了实现军队的这些职责，达到用兵的目的，就要建立仁义之师。唐甄由“民为邦本”，“民为兵本”的思想出发，引申出“以仁克暴”，“以杀止杀”的“仁师”建军思想。他说：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杀民。后之用兵者，皆以杀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残而反自残，奈何袭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贤主，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实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怀而抱。痛民之陷于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于危，兵以安之，如保赤于。德者，乳也；兵者，药也，所以除疾保生也。
唐甄把战争分为生民、救民、安民、利民与杀民、暴民、毒民、害民两种，即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主张前者，而反对后者。他指出，明君贤主用兵的目的是“以仁克暴”，“除疾保生”，“救民于水火之中”，不是为了侵掠财物，杀人夺地，残害无辜。为此要建立“仁师”，救民于“水火而御人之暴”。如：“黄帝伐涿鹿，舜伐有苗，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黄帝三战，其余则皆一战遂定天下。当是之时，以仁克暴，如水灭火，兵不复举，乱无余遗。其交兵之际，虽未免舆死扶伤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闻有战争之事。”唐甄认为，这些“以仁克暴”之战，虽有死伤，但却是以战争禁止暴行，求得天下和平，万民得以生存。这种“以仁克暴”，“杀以成仁”，“以短痛去长痛”的正义战争是可取的、必需的。为此，唐甄主张要以“一战之杀”，“一战之死”的“短痛”，去制止“久乱不定”，“百战不决”的“长痛”。他说：“是以仁人之于兵也，不欲久处。成功必速，罢兵必早，乃能救民。”就是说，要建立仁师，以仁用兵，以战止战，以杀止杀。唐甄在主张义战的同时，亦极力反对封建帝王以兵杀人，为夺取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窃取至尊至贵的王位，而“屠府县百十城，杀无辜数千百万人”的罪行。他指出，自秦始皇以来的二千年中，被历代封建帝王杀害的无辜者，不计其数。帝王与盗贼杀人是各占其半，所以他们是同其类、同其罪，都为盗贼。由此，唐甄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大胆议论，并极力反对他们所发动的争天下、保权位、杀无辜的不义之战。
第四，内外两权，神智甲兵。唐甄从军队的人民性出发，依据李觏的“本末相权”的军事思想，提出了内自固，外制敌的“内外两权”的军事思想。
他说：兵有两权，内外是也。两得者兴，一得者亡。熟察于二者之形，凡举事者，有必胜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计，而不能制胜，岂能幸存哉？同归于灭亡耳。唐甄认为，要建立一支“必胜之兵”，就必须“内自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