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基于相同的理由，在反对陈亮所代表的“永康之学”的同时，又极力反对叶适所代表的“永嘉之学”，把“永嘉之学”诬之为“大不成学问”的学说。由此引发了叶适与朱熹的争论。
叶适所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南宋时期是一个有重要地位和思想影响的学派，尤其是他继承李觏的义利并行、王霸并重的功利之学，与当时的“浮论”相对立，而为人们所推重。黄宗羲说：黄溍言叶正则推郑景望（郑伯熊）、周恭叔（周行己）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吕祖谦）所同自出。至其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沦矣。由于理学、心学的“浮论”，在南宋颇为流行，故叶适以实事实功之学与之对应，并欲废浮论而代之。
叶适继承和发展了李觏以来的事功学说，积极提倡功利之学。全祖望说：“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又自成一家，以求见之事功。”就是说，永嘉之学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全祖望指出：其来自袁氏（按指袁溉，字道洁）。关于袁溉为学宗旨，黄宗羲说：“道洁之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先生（按指薛季宣）得其所传，无不可惜之用也。”黄百家亦说：“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关于“永嘉之学”的为学要旨，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称郑伯熊、郑伯英兄弟是薛季宣的“讲友”，而叶适、陈亮为其“学侣”，叶适是郑伯熊的弟子。由此可见，叶适和陈亮的学术思想，可谓同出一源、旨趣相同，在宋代的一个思想源头，则是李觏的思想。陈亮对叶适是十分恭维的：“陈同甫与吴益恭书曰：正则俊明颖悟，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为敌，独未知伯恭（按指吕祖谦）如何。”至于全祖望所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恐怕未必尽然，究其实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李觏不无思想渊源关系，这是前代学者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亦可能是正统派儒学者的观念所致。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在南宋有巨大影响。全祖望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说明叶、朱、陆之学，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应当说，叶学针对南宋积弊所论，对于当时社会的现实价值是更为有意义的。
综观叶适的全部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李觏相近、相同，就理财富国、富国强兵、改革弊政而论，更是如此。下面仅就此作简要说明。
李觏立论，言必《周礼》，叶适为学，亦是如此。他们都从《周礼》中吸龋杭想材料，发挥自己的见解。叶适说：《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今且当以“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按《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此二句概为《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忠，而不失古人之统也。以《周礼》为标的，而提出一系列的治国理财主张。于中可见叶适与李觏之相同处，当然亦应当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仅就他们思想的相近、相同处而言，有以下诸端。
第一，抑兼并，均贫富。李觏曾提出“抑兼并”，“平土田”的主张。
叶适亦针对南宋大地主集团兼并大量土地，使农民及中小地丧失土地，形成“贫贱富贵”“踰越”“愈大”的情况，而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的主张。他认为，应当抑制土地兼并的扩大，使民有地而耕种，做到官无遗地，民无遗力。他说：臣每见今之吏所谓劝农者，未尝不窃叹也。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种，有地而民不知辟，故使吏劝之。今其有者厚价以买之，无者半租以佣之，是容有情游者也。故有求农而不得地，无得地而不农也。官无遗地，民无遗力。朝廷当为之立法以来农民，而使之从事焉耳。为民田者，无所用劝；为官田者，徒劝而不从。叶适认为，由于土地非农民所有，所以欲耕者无地，有田者不耕，政府虽发表文告，派出官吏劝民耕种，但却没什么效果，最好的办法是使民有田而知耕，不使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不耕而食之人手中。在叶适看来，许行所提出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