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非中道”，仍比“刻薄之政”要好得多，因此他主张均平。他说：“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叶适虽然认为，由于历史发展了恢复井田制已不可能，不可行（这与李觏思想不同），但不能使贫富差距太大，朝廷应因时施制，观世立法，使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这样就可以得民、养民、治民。
第二，理财富国，言利为义。叶适指出，自古以来，明君贤臣，没有不重视理财，没有不讲求理财的，为什么当今却把理财富国之大计，而视为属于“小人”之事呢？就在于他们不理解理财之义，不能正确理财。他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 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个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耶？叶适认为，古代圣君贤臣也是重视理财的，讲求财利的。他们为了聚集天下之人，给万民以衣食住行之利，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古代的圣君贤臣，没有不是善于理财者，理财为民，这就是仁义之举。可是周朝之后，由于人们不理解理财为民是善德之义，而把理财与聚敛混为一谈，认为理财就是聚敛民财而供上用，因而“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小人聚之愈甚，就愈败坏了理财之名、之义，从而使“民之受病，国之受谤”。由此而产生一种理论，“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于是便以“我不为利也”，而不理财，并“以不言利为义”，从而“坐视小人为之”，又在后面“议之”，“争之”。
叶适针对这种迂腐之论，反复指斥其非、其谬。他指出，由于这种思想流行，而使国家财力匮乏，“财用不足”，造成国家内忧外患。为了解决这个当今之大事，叶适便考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他说：“财用，今日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因此，叶适注意研究理财和功利问题。
叶适的功利之学，遭到朱熹的反对。朱熹认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朱熹还以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思想批评叶适的功利之学。朱熹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是岂徒然。”对此，叶适反驳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 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叶适认为，自古以来，仁人君子，谋利而不谋个人私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这就是道义光明之所在。如果只讲义不谋利，只明道不计功，既无功利，又无道义可言，这种道义只能是一种空言虚语，于国家、人民毫无意义。
第三，减轻赋役，兔除苛税。与理财富国，言利为义思想紧密相关的是《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上》。
叶适针对当时国家的重徭役、苛赋税，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之弊，而提出减轻赋役，免除苛税，实行宽民之政的主张。他在抨击宋廷不会理财，只会敛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同时，告诫统治者不要“病民”，要量入为出，减轻人民的负担，要实行德政，不要实行恶政。他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上宁宗皇帝劄子三》中，作了具体的说明：“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虏，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间，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丰旧人矜伐其美。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地宝，走商贾，所得五千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色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之日，大者十数，而东南之赋，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