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宽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陛下特诏大臣，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陛下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和气融浃，善颂流闻，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者也。”叶适历数宋王朝聚敛财富，重赋苛税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之弊，而造成民不聊生，小民无法活下去的现实，如此下去，不仅小民不得活，而南宋王朝自身亦难保，更不要说“中兴”复国，“规恢”大业了。只有量入以为出，取民而有制，轻役而薄赋，节省开支，宽省民力，实行德政，惠洽万民，方可转弱为强，不战而胜，立于不败之地。
叶适主张轻役薄赋，不仅要废除或减轻“和买、折帛之类”，而且要大大减轻田赋租税，古代实行“什一而税”，现在应当减至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一。他说：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皆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止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叶适依据《周礼*天官冢宰》的税制，针对宋朝税制之重，而提出轻赋保喊的主张，旨在救国利民，这与李觏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叶适在反对佛教、治军用兵等思想，亦与李觏有着极为相近、相同之处，在此不再详述。
综观陈亮、叶适以其功利之学，在南宋时期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论争。就王霸义利而论，自古已有之，就其当时的争论而言，则是有现实意义的。在争论中，陈亮。叶适接过李觏的救世医国，经世致用之学，倡导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同朱熹的重义轻利，存理去欲之说，进行了反复的辩论。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摆正，不仅在历史上引起思想家的注意、重视，在当今依然是人们所应当思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只讲“道义”不讲“事功”，只存“天理”灭绝“人欲”，人类社会不会正常发展；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求“人欲”不存“天理”的人欲横流社会，亦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我想还是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和“尚义”“不急功近利”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