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所提倡的义利并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既受到后继者的称赞和发展，又受到后来者的批评和反对，到了南宋时代便引发了陈亮、叶适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我们已经说过，自从扎子提出“君子喻于义，个人喻于利”之后，“义利”问题便引起了各家学者的注意和重视。就儒家学者而论，虽有荀子主张“兼顾义利”，“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荀子注重的仍然是“以义制利”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就是说，儒家学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重义轻利的，他们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李觏在儒家这种思想流行千余年之后，而提倡义利并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自然会遭到正统儒家学者的批评、反对，当然也会受到儒家改革者的称赞、发展，于是一番理论争论便是必不可免的。
对李觏义利观的批评，程颐始之于前，朱熹继之于后。程颐认为：所谓利“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惟利禄之诱最害人。”基于这种认识，程颐批评李觏的义利观。他说：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会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程颐认为，天下只有一个利，但有公利与私利之别，“公则一，私则万殊。”“公利”为“一本”，“私利”为“万殊”。如果人要趋私利，就会害公利。他批评李觏的言利思想，“人非利不生”的观点，“是趋利之弊”，“趋著利便有弊”。
朱熹继程颐之后，总结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学说，并进一步作了发挥，从而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理与欲、义与利不可并行，并用的思想，只有人欲净尽，天理才可流行。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圣经贤传，圣贤的千言万语，其思想宗旨就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道心”是“公心”，体现天理；“人心”是“私心”，体现人欲。只有以道心主宰人心，才能以天理战胜人欲，以精神控制物欲。朱熹一再强调这个思想。诸如：“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天理”是“微妙的”、“至善的”，即“未有不善者也”。天理“是心之本然”，体现“三纲五常”的。
“人欲”是“危险的”、“至恶的”，即“恶底心”。人欲是“心之疾疢”，是为“嗜欲所迷”的。“人心”有了毛病，就产生恶念，就要犯上作乱。“天理”与“人欲”是尖锐对立、不能并存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朱熹发誓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因此，他反复申明了“天理人欲之辨”的理论。
朱熹在展开“天理”、“人欲”之辨的同时，还以天理与人欲来说明义和利，从而阐发了他的义利观。他在注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是：“君子见得义分明，小人只计较利害”。所以他说：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然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朱熹的“义利之辨”，目的是要人安守“天理之所宜”，抑制“人情之所欲”，以便维护万年不变、不灭的纲常名教。
朱熹从其“重义轻利”观出发，极力推行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朱熹把这个理论信条，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要弟子们处处都要按这个学规去做。他自己则反复论证、发挥这个理论的思想底蕴。他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朱熹这里所说的“今人”“专去计较利害”者，显然是指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朱熹说：“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就是明证。
针对朱熹的批评，诘难，陈亮和叶适上承李觏的义利并行，王霸并用的思想，有感于南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思想实际，与朱熹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辨”。
陈亮在公元1185年防问过朱熹之后，在此后三年中，他们有过许多书信往来，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了讨论，各抒己见。朱熹批评陈亮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