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陈亮放弃自己的学说，丢掉实事实功的理论，而改信“醇儒之道”，做一个“醇儒”。他在给陈亮的信中写道：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朱熹从“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出发，对陈亮代表的“永康学派”的事功之学，极为不满、极力反对，他把陈亮的学说概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并要陈亮“绌去”、放弃，而做个“醇儒”，“以醇儒之道自律”。
对于朱熹的批评、反对，陈亮接过李觏的理论武器，积极倡导、发扬“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功利主义学说，并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摆开堂堂之阵，举起正正之旗，对朱熹的“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思想，进行了反驳、批判。陈亮说：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麄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足差有一日之长。而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海内之人，未有如此书之笃实真切者，岂敢不往复自尽其说以求正于长者！陈亮自己并没有讲“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这是朱熹根据陈亮的思想概括出来的，对此陈亮并不反对。相反他要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伟大气魄，与朱熹就“义利”、“王霸”问题，展开辩论。
在陈亮与朱熹关于“王霸义利辨”中，主要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论争的：
（一）朱熹认为：“三代以上”“专以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专以人欲流行”，“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针对朱熹把天理与人欲、义与利分割开来，重视前者，否定后者观点，陈亮驳斥道：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不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着手处。此却是专以人欲行，而其间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都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根本否认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绝对对立论，认为天理就在“古今王伯之迹”当中，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满足就是人的天理，根本不存在超越功利的纯粹义理，义理就在利欲之中。他明确指出：“三代以上”的圣人并非纯是“天理”，他们追求富贵，亦有“人欲”；“三代以下”的君主并非纯是“人欲”，他们建功立业，利国利民，就是最大的“义理”。因此，“三代专以天理行”，“以道治天下”，“汉、唐专以人欲行”，“以智力把持天下”，是“不能使人心服”的虚构之论，不过是“腐儒之谈”而已。陈亮进一步肯定：“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二）由“王霸义利之辩”而引出动机和效果之争。朱熹认为，陈亮的事功之学是只注重效果，不注意动机，只以成败论是非、论英雄。朱熹诘难陈亮说：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 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渭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老兄所谓贱儒者，复安能措一词于其间哉！然于鄙意实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来教云云，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这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