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对陈亮的事功之学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究其实，陈亮在品评人物时，并非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如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中，对张浚的主张，“誓不与虏俱生，百败而不折”的精神，认为虽“一功可论”，但却是“合于天人之心也”；而对秦桧的主和，虽使“东南赖以无事”，但却是“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其“违天人之心亦甚矣”。由于朱熹过分强调动机而排斥效果，故对陈亮才有此论。
陈亮在与朱熹的辩论中，把道学与事功之学加以比较、分析后，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对国家、人民有利益、讲求实事实功的英雄，而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对国家、人民无利、尤用的醇儒。由于陈亮以功利的"英雄"，否定了道学的"圣贤"，而使功利之学得到了发展。这就使朱熹对陈亮的事功之学产生了恐惧和担心，在辩论之中，产生了惊恐。他说：“永康事功，苦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并惊呼道：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河，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在朱熹看来，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朱熹目之为禅学——作者注），并没有浙江陈亮等人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可畏、可忧。因为陈亮等人所提倡的功利学说，能解决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问题，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响，而禅学则离国家和人民现实生活较远，故不能直接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这就使朱熹对于功利之学深感忧惧，于是便与陈亮展开了反复的辩论，并极力反对陈亮的事功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