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教训，李觏的改革思想则是王安石吸取的主要思想材料之一。李觏的高足弟子曾子固、邓润甫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又由邓润甫上奏李觏的著作于朝廷，这说明李觏的著作、思想，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有用并“与纳焉”。由此足以证明，王安石的思想与李觏的思想有许多的相同点、近似处，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偶合，而是由真实的思想渊源关系所致。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思想的不同点。由了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思想旨趣不同：王安石则为参知政事、宰相，积极实施变法；李觏则为一介“草民”、“匹夫”，只顾读书著述立说。因此，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推行变法的规模和行动的果敢程度等方面，王安石都超过李觏，这正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第四，从籍属地域上分析来看。李觏和王安石同为江西人。我们既不能因为他们同为江西人就证明他们的思想就一定相同而且有渊源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他们同是江西人，为了说明他们的思想不同，就断定与地域环境毫无关系，以至作出地域越近、思想越异的结论。这种否定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同样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在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由于籍属相同、相近，而形成许多学派的相同思想，正是这些学派的地域关系、师承关系，而形成中国古代许多以地域划分、命名的文化、学派。诸如：齐鲁文比，燕赵文化、荆楚文化等等，以及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湘学、蜀学等等。更何况我们从王安石与李觏的思想比较而论，他们同属江西人、有相同的思想主张，证明他们有关系，特别是通过李觏的学生曾子固、邓润甫的中间环节，而使这种联系如丝不断，他们同为江西派，地域的相近不能不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一点在古代交通不便确实是很重要的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简单评述，我认为王安石与李觏的思想确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思想见解、政治主张等方面的相同、相近的自然的思想联系，并不是由“另一个江西人欧阳修”出来“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觏、王安石撮合起来。”我之所以费些笔墨论证王安石与李觏的关系，就是要驳斥这种不科学的论断。一言以蔽之，李觏的改革思想为王安石提供了理论借鉴、思想前导，所以李觏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