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振救省忧之方，而使之至此那！今吾于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视民之疾苦，辄具以言。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生财、理财，宽恤民力，解民倒悬。王安石生财的办法是利用自然，发展生产，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理财的办法是抑制兼并，轻役薄赋，省敛宽民，不能非仁，不可无义。所以他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王安石也是根据《周礼》、《周官》的理财之制而提倡理财的。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制三司条例司时，说：“周置泉府之官，以权制兼并，均齐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相粗合此意。今欲理财，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
同年九月，实行青苗法，亦根据《周官》泉府之制的“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而实行的。这与李觏在《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一》中说的“君不理，则权在商贾；商贾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贷本以治生，皆所以纾贫窭而钳兼并，养民之政不亦善乎？”是一致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实施均输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云：“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于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余藏，诸司财用事往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揔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这与李觏所主张的“辨地物者，别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时也。以此二者告王，虽是当州所有，而生有时，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则物必贱；地所无而反求之，则价必贵。况天时所不生，则虽有如无矣。买贱卖贵，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贾蓄家之幸也。为民父母，奈何不计本末，罔农夫以附商贾？”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根据《周官》中的“制地贡”和《周礼》的“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而提出的。熙宁五年，在实行市易法时，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宦于京帅，置市易务。”这与李觏所说的“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财而不自治，治之者君，君不理，则权在商贾。断民物之命。”是相一致的。都是根据《周官》中的“敛赊”，汉朝实行的“平准”之制而提出来的。《周官》司市职云：“以泉府同货而敛赊。”王安石与李觏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主张，显然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台，而是思想继承关系了。
在兵役法上，王安石与李觏亦有相同的主张。熙宁初年，王安石想改变募兵法而实行保甲法，宋神宗表示同意。熙宁三年，下诏实行保甲法。令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主户最有心力材勇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设副保正一人。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在保分内巡视警盗，同保犯法知而不告发者同坐犯罪。这同李觏所说的“凡民在乡则五家为比，家出一人，故在军五人为伍，比长因为伍长。五比为闾，故五伍为两，闾胥因为两司马。四闾为族，故四两为卒，族师因为卒长。五族为党，故五卒为旅，党正因为旅帅。五党为州，故五旅为师，州长因为师帅。五州为乡；故五师为军，乡大夫因为将军。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则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二者同样是相一致的。都是根据《周官》中的“校壕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和《周礼*夏官序》的“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的规定而提出的。王安石与李觏在富国强兵，汰弱选精，加强军备等一系列主张，也是颇为相近的。
王安石作为“熙宁新法”的领导者，确实总结和吸取了“庆历新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