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密切的。
在王安石的诗文中，据我不完全统计，有七篇是《答曾子固》、《赠曾子固》、《与曾子固》、《寄曾子固》的。从王安石的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对曾子固是十分称赞和恭维的。如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于终皇皇，惜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杨。足见，王安石对曾巩是多么爱护和佩服。他们二人同作为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者，不仅同蜚声文坛，而且政见颇同，故关系密切，友谊甚深。对此，二程的弟子尹淳亦有所论。他说：“王介甫与曾子固巩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晚年亦相膀。”不仅说明了他们的深厚友谊，而且说明了曾巩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与邓润甫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邓润甫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执政时，开始用邓润甫做修中书户房事，后改知谏院、知制浩，又升为御史中丞。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邓润甫把其老师李觏的著作《退居类稿》、《皇祐续集》并《后集》，上奏于朝廷并请官其子参鲁。种种事实说明王安石与邓润甫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而友好的，同时可以看出李觏的合作在新法一派人物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李觏的两个高足曾子固、邓润甫与王安石的关系如此密切、友好，又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足以证明王安石对李觏的思想是接受的，而不是排斥的，他们是有联系的，而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从王安石与李觏思想之比较可以证明。李觏和王安石都以《周礼》的思想，尤其是其理财思想为依据，结合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理财富国，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实行井田，平均土地，平准均输，泉府之制，均役薄赋，变法救弊，陶冶人才，选贤任能，精兵择将等主张，要求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避免“一旦之忧”的发生，这些经济措施，政治主张，军事谋策等，都有其许多相同之处，这些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许是智者所见略同，更可以证明他们的思想联系和渊源关系。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李觏和王安石各自都把《周礼》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吸取和改造，并独立形成自己思想的一面。就此而论，亦说明他们思想的相同处、相通处，相关处。他们为什么都选择《周礼》，而不选择其他古籍呢？因为他们的旨意相同，出发点和归宿地亦相同，所以才致于此。
王安石与李觏在礼论和人性论上，是极其相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李觏认为：“礼”是根于人的物质欲望而产生和形成的，这是人的性情所心需的欲求，性寓于内，礼呈于外，内外一贯，表里一致，不相分离，不能割裂。“内者必出于外”，“外者必由于内”，“性畜于内，法行于外”。王安石认为：性情为一物，无内外之殊。他说：“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性情不分内外善恶，可是在见诸事业上，则有善有恶的表现，为了使人长善遏恶，必须以“礼”为准则加以调节。“礼”是顺人之性情而为之节制者也。所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则野，知人而不知天则伪。圣人恶其野而疾其伪，以是礼兴焉。”“礼”是始于天而成于人者，圣人为了教人成善，故制作“礼”，以顺人之性情，调节人之性情，不使之无，亦不使之过，王安石的礼论、人性论，与李觏的礼论。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
王安石与李觏在经济思想、政治主张上，同样有许多相同。相近之处。
他们都主张理财富国，平均土地，薄赋省役。李觏的思想主张，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评述，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只对王安石的有关思想主张，从比较的角度作简单评介，从中可窥见他们的相似之处。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理财富国利民。因此，他反复说明了自己的理财主张和理财办法。他说：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在他执政变法以前，做州县地方官之时，面对北宋王朝财政经济困难引起政治衰弱的现实，提出了他的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认为，生财、理财，必须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发挥人的劳动能力，使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做到人致其力，地尽其力，就可以达到国富民足。在他执政变法时，便采取措施实行这一主张，以解救民之疾苦。他说：“夫闵仁百姓而无夺其时，无侵其财，无耗其力，使其无憾于衣食，而有以养生丧死，此礼义廉耻之所兴。凶年饥岁，民之父子夫妇，犹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平沟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