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意，并非如此，我在前面已援引出这段文字，胡适在其《记李觏的学说》《余论》中，不是只拉出欧阳修一个江西人作李觏、王安石的“媒婆”，把他们“撮合起来”，而是列举了邓润甫、欧阳修、曾巩兄弟等，其实胡适亦并没有拉欧阳修作“媒婆”之意，如果硬要说人家有拉“媒婆”之意，那恐怕是批判者本人之意了。本人有感于学界批判之风、低毁之风的流行，往往以己意而批判他人。而使学风不正、文风不盛，故对上述所见，而发此微词，多费些笔墨，企求公正、公允论学、评人。
我认为，李觏与王安石思想的“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渊源关系是不容、亦不能抹杀的；他们思想的“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之间的思想区别、各自特点也是不容、不能忽视的。他们同是江西人不能证明他们思想的“同”，亦更不能以此证明他们思想的“异”。
不能只强调他们有“重要分歧之处”，而无视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亦不能只强调他们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而否定他们思想的许多差别。我主张要既看到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别。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思想史 方面的问题，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不了；可是不作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只用大批判的简单否定的形而上学方法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根据历史的科学的方法，依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李觏、王安石著作的思想内容，对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应作历主的具 体的分析。我认为，李觏与王安石的思想联系是多方面的，又是十分密切的。李觏的变法思想、通变救弊之术，不仅是“庆历新政”的理论论证、理论基础，而且是“熙宁新法”的思想前导、思想渊源，可以说李觏是王安石的思想先驱者。理由如下：第一，王安石自己作过明确说明。他在给王景山的答书中，肯定地承认了自己与李觏的思想联系。他说：安石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学。求友于天下久矣。闻世之文章者，辄求而不置，盖取友不敢须臾忽也。其意岂止于文章耶？读其文章，庶儿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则又欲求其质，是则固将取以为友焉。故闻足下之名，亦致得足下之文章以观。不回不遗而惠赐之，又语以见存之意。幸甚，幸甚。
书称欧阳永叔、尹师兽。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慨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岂足道哉？王安石自己清楚表明：他以李觏、曾巩为江南能文者、豪士。并对他们的思想是“某与纳焉”。这就是说，王安石吸取和采纳了李觏等人的思想，而以李觏为同调、帅友。当然作为王安石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虽博采众家，但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所去取，合理去取，王安石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是采取这个态度。他在给曾巩的信中说道：“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了《难经》、《素问》、《本草》、诸校旱，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对各家的思想学说，均能博览约取，扬长去短，对李觏的思想尤其如此。从王安石对李觏思想的称赞、采纳中，足以证明他们思想的渊源关系和密切联系。
第二，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证明。《直讲李先生门人录》转引《盱江旧志》云：“曾舍人巩。邓左丞温伯，皆先生之高弟。”据《门人录》载：“邓润甫，字温伯，避高鲁王讳，以字行。少与弟佑甫、仲甫俱学于先生（指李觏——引者注）。温伯文章角出诸生上，登皇祐元年第，官至尚书左丞，三入玉堂。熙宁中上先生辑稿，乞官先生之子参鲁。” 《宋史》卷四三二《李觏传》说：“觏尝著《周礼致太平沦》、《平上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陈鉴在其所撰《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记》中，对此亦作了相同的记述。罗伦在《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中亦说：“先生姓李氏，讳觏，字泰伯。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凤凰冈，先生创书院其下，学者千余人。南丰曾子固，曾高弟也。”陆瑶林亦说：“李泰伯先生，旧属南唐之裔，生于宋真宗之时，道德文章，卓绝一世，且多所著作，学者皆斗山仰之，盖屹然为宋代儒宗。然志不乐仕进，当时名卿硕辅，尝交荐登朝，授以清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归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时门人如曾子固、邓润甫，其表著焉。”李来泰亦说：“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自公退居凤岗，创立盱江书院，远近生徒之聚而讲贯者，几乎鳞集麇至。如曾子固、邓润哺皆其高弟也。”我们之所以援引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旨在说明，曾子固。邓润甫是李觏的高足弟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依据这些确凿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透过李觏与曾子固、邓润甫的师生关系，进而证明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
我们知道，王安石与曾子固（曾巩）的关系是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