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周礼》作为古代思想资料之一可以供他们摄取，这固然有助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之真正形成则取决于复杂的社会条件。虽然他们同属于地卞阶级，其思想实质亦都是封建主义的，然而他们各自所处条件如生活实践等的差别，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思想观点。所以，尽管李觏、王安石同讲《周礼》，但在对待豪强兼并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上，李觏带有浓厚的妥协的色彩，而王安石则采抑制的态度，这正是同样抱着改良愿望的李觏和王安石重要分歧之处。显而易见。胡适的第一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至于胡适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更为肤浅可笑了。胡适还把另一个江西人欧阳修拉出来，有意让他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觏，王安石撮合起来。这是因为欧阳修也主张过改革，他们同为江西人，都具有先进的气味，所以王安石变法就会来自李觏。只要胡适稍微有点宋史的常识，他就该知道这一事实：在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改革之日；欧阳修并未因范仲淹不是江西人而不予帮助：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之时，欧阳修亦并未因王安石是江西人就不加反对。胡适这一着不过是替自己打几记耳光，并没有带来别的什么。胡适这种做法自然是徒芳的。胡适“小心求证”来的两个理由并不高明；这样地来证明王安石新法的渊源所自，只能说明胡适的历史学的破产。从漆侠关于李觏与王安石关系的这几段文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漆侠为了驳斥、批判胡适所论李觏与王安石关系的观点，除了批判。嘲笑、讽刺胡适“更为肤浅可笑”，连“稍微有点宋史的常识”都没有之外，还说明了胡适“科学方法的虚妄”，“历史学的破产”，这是漆侠所论的一个旨意，对此，本人不敢恭维，亦不能全部苟同。我想尽人皆知，作为胡适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一代宗师，不至于连"稍微有点宋史的常识"都没有，更不至于"肤浅可笑"到什么都不知的地步。至于其批判、论断不符合事实、不够公允之论，我想学界已有公论，在此不赘述。我只想说，不应以个人好恶取论、论人。
漆侠除了讽刺、批判胡适的“肤浅可笑”。没有“宋史的常识”外，旨在说明李觏与王安石没有关系，驳斥胡适认为李觏与王安石有关系的两个理由：
（一）李觏、王安石都讲《周礼》；
（二）他们同为江南西路人。
在漆侠的讽刺、批判之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第一个理由而言，《周礼》作为古代的思想资料之一，人人都可以吸取，李觏和王安石亦可以“摄取”，“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之真正形成则取决于复杂的社会条件”。由此说来，“显而易见，胡适的第一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至于胡适的第二个理由，那就更为肤浅可笑了。”“肤浅可笑”的根据是胡适认为：李觏、王安石“同为江南西路人”。就是说，在漆侠看来，不能因为他们同为江西人就说明他们思想之同，而有渊源关系。由漆侠的全部所述，结论是：李觏与王安石没有思想渊源关系，李觏不是“王安石的先导”，他们思想的形成，变法的主张，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而与思想联系、地域所属没有关系。
对于李觏与王安石关系的上述两种意见、观点，我同意第一种观点，反对第二种意见，即我认为：李觏与王安石关系密切，李觏是“王安石的先导”，李觏的变革思想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来源之一，给王安石以重要影响；反对以大批判的观点、以讽刺的口味，以反对某人为目的而否定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科学精神，所以我断然反对第二种意见，即以批判开路，而否认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的意见。
我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固然是由其社会经济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即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都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但是社会思想的继承性，后代人从先行者吸龋杭想材料而构建自己思想的事实，则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时，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己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任何一种新的学说的产生，“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这就是讲的思想继承性问题。
既然“李觏、王安石都讲《周礼》”，而“《周礼》作为古代思想资料之一可以供他们摄取”，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同宗《周礼》、共继《周礼》，同出于一个思想来源，只能证明他们有关系，而不能证明他们无联系，至于胡适所说的李觏与王安石相关的第二个理由：他们“同为江南两路人”，亦不像漆侠所说的“更为肤浅可笑了”。如果说他们籍属相同而思想相联“更为肤浅可笑了”，反之要以他们籍属相同而论证其思想无关系则是“更为荒谬至极了”。因为籍属相同却证明其不同，那么如果籍属相异就能证明其思想相同了吗，这不更荒谬了吗，至于漆侠说“胡适还把另一个江西人欧阳修拉出来，有意让他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觏、王安石撮合起来。”如果细读胡适的原文、理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