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
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李觏说：天下有攻守。攻之兵虽怯而勇，乘胜也；守之兵虽勇而怯，未之试也。不试已然，况败歇？夫战在气，三鼓而竭，曹刿所以克齐。
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后虽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国而何？故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李觏针对宋朝养活大量的冗兵、怯兵、弱兵，十个不顶一个，没有战斗力，而使国弱、兵弱的事实，提出“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的强国、强兵之策。就是说。为国为政者，都想使国强。兵强，但是他们只知道兵多将广为强者，而不知兵多，怯懦为弱的道理。战争中主要形式是攻与守，一般说来攻者勇猛，守则怯懦，如果选择勇敢之士，士气旺盛，攻则一鼓作气，先发制人，则会攻守适宜，无往不胜。李觏以“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的观点，告诫当朝统治者要精兵奖勇，不可养冗力患。以此可以做到以寡胜众，国家才可以强大。
李觏注重择精兵、奖勇士的同时，更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李觏从战争的重要性和所独具的特殊性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择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择将和储将等问题。
李觏认为，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大事，而将帅在战争中掌握着死生、存亡之权，这不仅决定了为将之难，也决定了择将之严，所以要全面衡量，严格标准，选择真正有实用，能统兵的良将，不能凭口会说、手能写而选用纸上谈兵之人为将，即不以言，而以行，不以诵兵书，而以实战之绩“精择”之。李觏说：死生存亡在将，将之准也。百夫长犹不可虚，矧其上者乎？资舟于旱，资车于水，先事而求，则详以实验也，事至而求，则粗以言择也。孙子语将能则曰“智、信、仁、勇、严”，不信而任事。则事反；不仁而御众，则众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能也。以言择将，天下皆欲言。婢儿庸保亦知诵书传、学计策以自进，进者多矣，可尽用乎？
由于将帅在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所以不仅要严格择将，按标准择将，而且还要“储将”，以备战争之用。择将、储将的标准是孙子所讲的“智、信、仁、勇、严”，并以实战实功验之，取之，不能以背经书之言择之。如果以背诵经传、计策的标准来取人择将，那么就连婢儿庸保都可能被选中，要是用这种人去指挥战争，注定足要失败的。因此，绝对不能“以言择将”，而要以实战取将。
李觏反对“以言择将”，以“诵经传、学计策”取人，并非反对将领熟读兵书、精研兵法，其实他只是反对徒空论而不务实际的“以吉取人”，而主张将领们“熟读兵法”，“必习兵法”。他说：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儒莫不读《六经》，而知道者鲜矣。将莫不读兵法，而适变者鲜矣。世一贤士，犹为踵武，国一贤将，犹为比肩，其故何也？性生于内而学成于外，非学问之能移性也。然值承平之止，言尧、舜者，皆可以为善。当有事之际，学孙、吴旨，未必能应敌。缓急之势异也。今以众人之识，读众人之书，而求以胜彼，亦已疏矣。昔赵奢之子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言兵事，奢不能唯，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为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弗听，故有长平之败。乃知有将才者，必习兵法。
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况以言取人，孔子病诸。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李觏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战争是生死之场、立尸之地，作为战争指挥者的将领，必须熟读兵法，研习兵法，尤其要运用兵法，适变应敌。他明确指出，儒者学《六经》，并不一定都能。“知道”，将者读兵法，并不一定能“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