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
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李觏说：故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策之上也。实行了屯田法，可使边邵之民，安其居，故其田，乐其业；边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军；又使冗食、冗役者，移之边郡，从而使之“合而籍之”，隶属于屯田。这样不患无人劳作，农时投之耒耜，教之稼穑，不违农时，奖勤罚情，以集农功；又编之什伍，任命武官，赋予兵器，农暇之时，教之兵法，习之战斗，兴之武事。如此“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固已锐矣。以红腐之积，济虎貔之师，利则进战，否则坚守，国不知耗，民不知劳，而边将高枕矣。”以此良策，使民多而兵少，国富而兵强，内安而外固，所以李觏积极主张实行“屯田之法”。
与“屯田之法”紧密相关的是“屯军之耕”和“乡军之法”。李觏认为，不仅要在边郡实行“屯田之法”，以收兴武、固边。足民之利，而且要在全国实行“屯军之耕”，以收足食、足兵、富民之刊。他说：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产，未尝绝书。或为豪党占佃，或以裁价斥卖。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势莫若置屯官而领之。举力田之士，以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为之卒。立其家室，艺以桑麻。三时治田，一时讲事。男耕而后食，女蚕而后衣。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带甲之壮，执兵之锐，出盈野、入盈诚矣，其所输粟又多于民，而亡养士之费，积之仓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李觏在主张实行“屯军之耕”的同时，还主张实行“乡军之法”，即根据《周礼*校壕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为伍，闾为两，族为卒，党为旅，州为师，乡为军”的规定，把天下万民组织起来，使之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祝福共之。兀事时从事生产，闲暇教其习武，有事时共同出战，守战至死。“如此则乡军日强也。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郡国之势皆王之藩屏也。”就是说，实行了上述的屯田驻兵之策后，既加强了军队的建设，保障了边境的安全，又减轻了国家、人民的负担，省去了各种劳费、开支。这种富国、利民。养兵、强兵之法，实为上策。
在李觏的强兵之策中，不仅包括足食，足兵之义，而且包括教民习武之义。前者是对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思想的发展，后者是对孔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思想的引申。
李觏强调教民而战，教民习武。李觏的这个思想，是从知识、道德等由见习而知，接习而得的认识论高度所阐发出来的。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知识，善德等是由于见习、接习而获得的，所以军队的战法、列阵、战技等也是由“素习”而来的。只有经常练兵，掌握战法，熟悉战技，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相反，只在纸上谈兵，闭门议论，在战争中一定要吃败仗。李觏说：夫守国之备，不可以不素习也，不素习，则驱市人而战之未足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乎列陈，如战之阵，辨鼓锋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陈.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秋教师出，如振旅之阵，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阅，简军实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无故而习，是习杀人也，非示天下不复同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而教焉。天下无事，则卒伍放于冗从，器械束于故府，学军旅者指为凶人。一方有警。则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发之，人情焉得不惊？战阵焉得不败？李觏以《周礼*大司马》的“中青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为据，说明春，夏、秋、冬都应教民习武、练兵的道理。军队只有常备不懈，经常练习，不断操练，掌握战技，熟悉战阵，才能够在战争中克敌制胜。否则，以为天下太平，没有战事.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兵卒离去，一旦有急，便早召而暮教，暮教而旦发，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亦没有战争准备，更不熟悉战法，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还能不败！这种不教战而令民战。就等于叫人民去送死，“是谓弃之”，因此，李觏在说明“今之先务”的“十事”中，前两事就讲：“今若为广场于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为众服者宠异之，使率其党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