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
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
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
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的这一段话，中心是说“兵者，诡道也”，论述了军事斗争的本质特性和用兵制胜的具体策略，因而受到历代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的服膺、推崇，并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注释。曹操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军事对抗，战争战势，变化多端，神妙莫测，但却以“诡诈”为其基本规律。李筌说：“军不厌诈。”战争就是要不厌其烦地使用诡诈手段欺迷敌人。梅尧臣说：“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战争的指挥者，没有狡猾的性格，就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是不能够克敌制胜的。王皙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诡诈只是用以战胜敌人的手段；统帅自己的部队则必须讲信义。张预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奕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垂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战争的主旨、目的，是为了除邪恶、兴仁义，但为了取胜，就要运用诡诈之策了。从孙子及各家注《孙子》的“兵者，诡道”之义来看，尽管说法不同，注释各异，但主要是指与常道相反之道，即诱敌、诈敌取胜之道。
孙子之后的历代兵家，都注重诈敌取胜之道。诸如：吴起的“可诈而诱”取胜；《六韬》的“妄张诈诱”制敌；《三略》的“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的权谋；《淮南子》的以“诈谲之变”取敌之略；曹操的“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的“非诡谲不战”的用兵之术，等等，都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的继承和发挥。于中可见历代兵家对诡诈用兵，诡诈取胜的重视。
宋代儒家学者和兵家学者，对《孙子*始计》的“兵者，诡道也”的观点，亦颇为重视，各有所执，彼此争论，互不相让，李觏对历代各家学者就此所论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同代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建军的原则，目兵的策略，应当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加以综合考量，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要“本末相仅”，不能得其一而失其二，亦个能只知一而不知二，所以他既反对儒生重仁义而遗诈力之论，又反对武夫的重诈力而大仁义之论，力倡仁义与诈力本末相权之论，并具体地阐发了他的“强兵”之策。他说：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仁义之说何如？曰：历观世俗之论兵者，多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作力者，兵之未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故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駮于末者也。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将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严也。”乃知君则专用道德，将则智、信、仁、勇、严并用之矣。然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通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所谓"强兵"并不是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大动干戈，横行天下，还必须崇尚仁义，以仁义为上。在李觏看来，“仁义”是“兵之本”，“诈力”是“兵之末”，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是“本末相权”，“本末兼俱”，不能舍本逐末，亦不能固末失本，只有如此，才可以无故于天下。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国君要讲仁义纯于本，作为将帅要讲诈力駮于末。国君治天下，建军队，要尚仁义，得民心，使民不怨，百姓亲附；将帅统三军，与敌战，要用诈谋，施奇汁，巧胜敌。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威服敌人，诚服百姓，安定天下。“仁义”与“诈力”是相互表里，不可失却的，“仁义”是“诈力”的前提，基础，“诈力”是“仁义”的保证、工具，二者缺一不可，所以要“本末相权”，未不可离本，本不可遗末。
李觏在讲治军、用兵以“仁义”为本的同时，对“仁义”的涵义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所谓仁义者，亦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谣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