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贫其民我亦贫之，彼劳其民我亦劳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敌人之来是犹以鸩浆待渴者，以附子呼饥人。彼宁无聊必死而已，孰为来哉？敌无归心而誓必死，则我虽以大公为将，孟贲为卒，飞兔为骑，太阿为兵，未易可图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变，亦不可不慎也。”李觏在说明治军、用兵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本末相权的同时，详细地阐发了以仁义为本的道理。综观李觏的思想，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本”是指思想、民心而言，“末”是指力量，勇力而吉。他所讲的“仁义”涵义是很丰富的，既包括仁义道德，施行仁政，又包括富民爱民，招附万民，亦包括兴贤废愚，劝善惩恶。以此“仁义”之道推行于国家万民之中，则会使天下万民悦服，人心归顺，连“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以此仁义之道、仁义之兵去征伐敌人，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治军、用兵之道要治本、治心。只有治心，才能使士卒在战争中视死如归，勇猛杀敌，无往不胜。李觏说：夫用兵之道岂特式艺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于是乎出定襄子，入务利民。又曰“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礼”，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故能一战而霸。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奉行邦典，岂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将帅之材，在乎奇伟。而今所谓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数十，犹顾文法，捉笔不敢断，而望其一步百变，赴死如归，何可得也？ 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治其心就要以仁、义。礼、智、信之德，教之于民，用之于民，对民推恩，对兵施爱，如吴起吮疽，李广与士卒共饮食，这样爱兵如子，使士卒与之同心协力，就会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中“赴死如归”，“赴汤蹈火”，无往不胜。李觏以古今对比，说明古之良将注意“治心”，而使上下相得，将卒齐心，战无不胜；而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者，却是与兵民恩意不通，视之路人而已。如此，怎么能使士卒“赴死如归”呢？因此，李觏主张治军、用兵要注意“逆顺之心”，即要首先注意思想教育，明确人心向背；其次要注意用其力，使士兵奋勇杀敌，不怯阵，不畏敌，有战斗力。
李觏所主张的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在用其力”，在强调政治思想，民心向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同时，亦注意军队建设，军事武力的作用。他针对宋朝当时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弊端，提出解决问题的十种对策——“十事”时，开始就申明：“今之先务。莫若使甲兵不阙，盗贼不起，民不至无告，上不至失职。如此者，凡十事。”紧接着论述了他的建军。用兵之策。从中可见其对军事武力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