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习诸兵仗”，这是其一曰；其二曰“今若于材落之中，每十数甲为一教场，使其人员各以闲暇就便集之。既不妨农，且无所费。当户差役，勿复与免。或其有故，则许兄弟子递代，乃是一人在籍，数人习兵。”李觏的教民习武是以“兵农合一”，“亦农亦兵”的思想为前提的，其思想主旨是“爱民”、“济国”。
李觏主张兵农合一、亦农亦兵，并非为了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同家，保护人民，因为他深知“兵衬，不祥之器，不得己而用之”的道理，所以他既反对为扩充军备而搜刮民财，又反对当权者凭一时之怨怒而发动战争。他说：兵盖不祥之器，学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己壮。壮则思用，不用则聚而怨。怨则无不为，是有国者教之叛也。李觏认为，战争是凶险之器，不可随意发动战争，只有到了不得不用战争禁止暴行、解救万民于水人之时，才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说“不得已而用之”。这个思想显然是对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下矣”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自从老子提出“夫伟兵者，不祥之器”以后，中国历代兵家、道家、儒家等诸家学者论兵，大部持此论，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侵略战争——不义之战，而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争观点，策略思想，铸就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国的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
李觏反对战争，是反对不义之战，并不是取消军队。他认为，要进行正义战争，并取得胜利，不仅要习兵练武、富国强兵，而且还要加强军备建设，加强兵器的修造，制造精良的武器，以此装备军队，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否则，武器不精良，进攻时不能有力地出击敌人，防御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只会误大事，招大祸。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奋剑，则千人披靡。孟贲袒裼，则重子关弓能来之矣。然兵不利不若无兵之愈也。无兵则慎所击， 而远于败矣。甲不坚不若无甲之愈也。无甲则知所避，而免于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而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为器之法，天有时，地有气，村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凡器皆然，况于兵乎？没有坚甲利兵，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有兵而不利，不如无兵；有甲而不坚，不如无甲。因为无兵、无甲则知道防御。躲避敌人的袭击；有兵，有甲而不利、不坚，仅凭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结果是不堪一击，注定要误大事、取大祸的。因此，李觏把兵器视为“军之神灵”，“人之司命”，而加以高度重视。他主张对于万般兵器，诸如：弓矢、戈矛、剑戟、刀枪、甲胃等等，都要选取精良的材料，招集精工巧匠，按照严格的标准，制作最好的战守之具，将士运用这样的兵器去进行战斗，便可以征服敌人了。所以说：“愚以为天下造兵，宜专命守臣以莅之，总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选必难其人而进其食以优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价以来之。取之肖地，来之有时，为之有法，日省之，月试之。善至多则赏，恶虽少而刑。上下检察，用为急务，其旧兵革，勿绝缮完，以备豫为政。则龙州。太阿下独称于古、而蛮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李觏十分注意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抬高到“军之神灵”，“人之司命”的位置加以认以，并作为"强兵之策"加以论证。
在李觏的“强兵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强力，武器装备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阐发了他的“富国”。“强兵”之策，所以又说：“图国在忠。用忠在力，济力在权。力者，兵也，食也。权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无力，则忠非其忠；力而无权，则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无益也。力非其力，令不从也。”衡量一国家、军队是否强大，不能仅仅看一个方面，而要综合其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道德、法制等。李觏以秦国虽凭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六国，似乎很强盛，然而由于其“为不义，陈胜、吴广岂尝据大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