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不学习兵法，当有战争发生之时，才去学习孙。吴兵法，更不能“应敌”。太平之世，言尧、舜之道可以为善；战争之际，学孙、吴兵法未必能应敌。因为形势缓急不同，所以要平时就学习兵法。仅仅学习兵法还远远不够，兵法读之再熟，不会运用兵法适应战争态势变化、战场形势变化，而灵活对付敌人，也是不行的。李觏以赵括的纸上谈兵而招致长平之败，为例，说明“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的道理。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将才，必须是既熟悉兵法，又有实战经验者，如此才能在战争中，奇正分合，随机应变，适变应敌，取得胜利。李觏从战争的重要性，说明择将的必要性，告诫“明主”对此“所宜留意也”，即要重视将顿的学习、选择问题。
与此同时，李觏进一步指出，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诡谲性、多变性，更证明将领学习兵法、活用兵法、反用兵法的必要性、制胜性，他以韩信用兵战必胜，攻必取为例，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合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既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苟非有高世之识，出类之才，动如循环，一步百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楚、汉之时，诸将多矣，唯韩信起于饿隶，战而必胜，攻而必取，未尝败北者，何也？岂其兵法皆众人之所未学者乎？盖其用之非众人之所及也。是谓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木内，令敌半渡而击之，利。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也。及信与龙且夹潍水阵，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奎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胜者，杂于利而务可伸，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而信攻赵，未至井陉口，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胜者，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也。反其显而用其微，人以为拙，己以为工。智者不能与其谋，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学矣。
李觏在这里以韩信用兵取胜为例，引申和发挥了孙子“兵者，诡道”和“示形”、“无形”的思想，“说明反兵法而用兵法”，“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战法，有了这种“智音不能与其谋，巧者不能同其伎”的将领，方能克敌制胜。也只有如此活目。反用兵法的将领，才“可以言学矣”。否则，纸上谈兵之人，不可以言学。李觏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和“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用兵之略的再现和引申，于中表明了李觏兵论的渊源和光彩。
李觏论治军、择将。用兵之道，多以古喻今，以古对今。古为今用。他常常以古代兵书战策为据，说明宋朝治军、择将。用兵之非策和失误。由于他青年时代就“读孙、吴书，学耕战法”，所以多以孙，吴之书为据，说明自己的兵论。就择将而言，尤以孙子为据。《孙子*谋攻》篇有言“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对此历代兵家都予以肯定、称赞。李觏亦给以充分的肯定和发挥。他以李牧、周亚夫为例说明“将能而君不御”、“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御也。周亚夫之军细柳，军中唯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也。盖任贤之道不得不然也。”李觏不仅肯定这个思想的合理性，而且认为这是“任贤之道不得不然”者。李觏之所以如此重视。强调此“任贤之道”，亦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并由战争的待质规定的。
北宋王朝，由于害怕将帅拥兵持重，反叛朝廷，因此，对将帅们始终不放心，恐怕有朝一日像赵匡胤一样来个“黄袍加身”，篡夺皇帝之位，故不敢交给兵权，派文官监视。控制武将，使武将在战场上没有独立的指挥权，不能发挥自己的指挥才能而全权指挥作战，而受文官监军掣肘。针对这种情况，李觏主张，要给将帅们以独立、全权的指挥权，取消监军，对将帅要充分信任重用，不要怀疑牵制，更不要“置节目于其间”，以便使他们在瞬息万变、变化莫测的战争中，独立地发挥其指挥才能，以求适变应敌而取胜。他说：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日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曰肩监军焉，是作舍道边也，谋无适从，而终不可矣成。窃迹其原，盖知之不尽，信之不笃也。知之不尽，恐其不贤也；信之不笃，惧其不忠也。不贤而无所制，则或败事矣；不忠而无所监，则或生变矣。是故束之以诏令，持之以亲贵焉。然恐其不贤。胡不选贤而任之？慎其不忠，胡不择忠而使之？未见其贤而任之，是国无贤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无忠邪？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令兹兵兴矣，将用矣，帷上心旷然，与忠贤为一体，无置节目于其间，则将才如神，军锋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