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故虽浮华浅陋之辈，率为可用。声律取士，孰不日宜？学小则易工，利近则可欲。员位有数，而求之音多。国朝患其或私谒也，于是糊其名，易其书，混致于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于蛊之才。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直如史鱼，廉如于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况执其柄者，时或非人。声律之中，又有遗焉。荐于乡，奏于礼部，第于殿庭，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名卿大臣，以其无举知之责也，闭其口不复言。天下士悦视同术，疏若秦、越。于戏！学道之无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未。父诏其子曰：“何必读书？姑诵赋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试而已矣。”故有缣缃凝尘，不记篇目，而致甲科。惟薄污辱，市并不齿，而谐美仕。劝善惩恶，将安在邪？李觏深知，对一个人的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认识的，不经过长期考察了解，不与其久居共处是不可能认识其贤与不贤、才与不才、诚实与虚伪的。有的人言论与行动不一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件件不成。这种人到处都有，比屋而是，然而当今的选人任官，既不听其言，又不观其行，更不验其事，只看其“科名”。对那些平日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只要在科举考试中，一语中的，就平步青云，升官发财。如果一语不中，就名落孙山，平生委地。这种办法，怎么能够为国家选拔出有用的贤才、于才呢不仅如此，还败坏了学风，伤害了学者。人们不必认真读书、思考，只要背诵经文，呻吟章句，应付考试，就可以升官成名了。
李觏还指斥这种“考能”办法千篇一律，众人一词，抄录古书，因袭旧论，以一种言论作标准，以一家之言作定论，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不是出于自己深思熟虑得来的真知灼见，而是剽窃他人的口耳之言。结果常常与事实相背离，于国家无用途。他说：言一也，而所由生者异。或生于心，或生于耳。生于心者，帅志而言，言则必形干事；生于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于事则悖矣。抄古书，略今文，变白为素，析一为二，以希世愿用，一易其褐，则言且忘矣，何有于事？而况偶匀谐韵，言非其言者，岂足问哉？呜呼！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 胡不试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试此职也。任官然后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则无旷官矣！李觏认为，以言取人任官是万万不行的，必须以事功取人任官，以效实取人。只有试之以事，验之以功，方可做到官名相应，名实相副。他说：官，名也。事，实也，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书具，口舌给，而信其行事，是见驾称骥而不考之千里也。国不一官，官不一事，何从而得其实？盖责之主者乎？县焉何实，责之郡；郡焉何实，责之诸道。诸道，外也；群司，内也。内外之实，责之宰相，宰相之实，上观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观之天，阴阳调乎？下察之人，国富乎？兵强乎？百姓康乐乎？四夷协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的见矣。责有所在，罪有所当，故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尽。取才、考能、任官的标准是效实。验事、责职。不能光看虚名，而要验之以实，察之以事，有实功政绩者取之、任之。其具体办法是各级官吏相责，逐级向上，直至宰相。宰相总揽内外，总责全权，要上观天文气象，阴阳变化，下察国官兵强，百姓康乐，四夷平服等等。责有所在，罪有所当，于是便人人都各守其职，各尽其责。
李觏指出，在人人都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原则下，就要严格执行论功行赏的法令，有功者授以爵禄，无功者退其爵禄，有过者罚其过错。他说：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德，谓贤者。凡贤者，能旨，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天下共贵之而贵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则君命果义乎？众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苟非试其事、考其功，不遽与之爵禄，则旷天官败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所谓官之者，使试守也。尧，舜岂不圣？而试臣以职，慎之至也。若是，则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啬夫之印绶，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辱战？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都是想用贤人而退不肖者，可是却往往用的是不肖者，而退了贤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未易知也”。认识一个人的本质、才能、贤否，是很难的事，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亦“犹以为难”。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考察一个人的贤与否、肖与不肖、才与不才，就必须以事功验之，以实效观之，有功而能者。贤者、才者，授以爵禄，使之富贵，使人尊之；无功而否者、不肖者，不才者，退其爵禄，使其退藏，不得显贵。如果不以实事实功又经过长期考验其贤与否、能与不能，才与不才，而骤然授与爵禄，使其遽然富贵，这样一定会“旷天官，败公事”的。李觏主张，授官予爵，给俸加禄，要经过长期的事功考验，慎重行之，才能做到"贤者公用，不肖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