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李觏十分反对遵然授爵禄，使一些人侥幸骤然富贵的做法。于是他提出了“止幸”的主张，不使少数人侥幸得官受恩，招致多数人的怨恨，为国家带来不幸。他说：乱始于恩，怨始于幸。乱始于恩，进非其人也；怨始于幸，有望而弗获也。选举所以吁贤能，而曰必多取，则不肖入之矣。贤者寡，用之可尽，而不肖满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
夫万物以类动，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有国者启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类尽官而后可也。《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宠不肖以败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李觏认为，天下之乱开始于恩惠，天下之怨开始于侥幸。用人才不当，就产生了混乱，有希望要求而达不到，就产生了怨恨。由于多取人任官，使不肖之辈混入其中。贤能的人才很少，不肖之人却满天下，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个下肖者，都有怨气，更何况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百个不肖者呢？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幸，那就是国家的不幸。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宠，那就是国家更大的不幸，更何况因此而引起的怨和怒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不肖之人侥韦而得宠的现象发生。为了做到这些，除了对官吏进行长期的事功、政绩考验、考核之外，还要经常考察其治状。功状显著者赏功进爵，无功有过者退爵罚罪。
李觏提出，对于官府中的百官，要在旬终、月终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又要考核其一年的冶状，这不仅仅责之，而且要看其“有功无功”，而决定其废置，有功而置者进其爵禄，无功而废者退其爵禄。到了三年，要进行一次总的考核，“及三岁，则家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也。”只有这样不断地考核其治状，促使百官及各级官吏勤政，廉政、求功、晋升，国家才能治理好。为了不使一些人因一时一事有功而“骤获其利”，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考核再决定对其赏否。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以决定其赏罚、升降。那么是否到了三年就一定升一次官呢？不一定，主要看其三年中的政绩好坏来决定。不然，如果三年一次进一次官，光靠论年资、排辈数，则草木长人了亦可用，牛马久使亦可用，人只要不死都可以达到公卿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李觏说：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功而惩过。世之考绩则异于此，无功无过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过者职其旧，是过不至黜也。功无益而过无损，惩劝安在哉？夫进人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彼草木久则长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岁而进一官，是三岁而材一变乎？如此，则牛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如果不视贤否，不看功绩，凭年资升官，论资排辈，仍然不能使贤才擢升，庸人退位，反而使贤才与庸人并进，这就造成“廉耻贤不肖，所以无辨也”，最终使官不知所归，而民却受其害。李觏坚决反对以年资升官，要求拔擢贤材，使贤者进，贪者退。他说：“宫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下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用人任官，要是累资进升，这与聚敛财富一样害国坑民，如同纵容盗贼一样可恶。李觏极为痛恨这种不合理的误国害民的用人任官制度。他主张用人任官，必须是有功者升，有过者罚，无功无过者不升不罚而维持原职。这样可以劝勉立功者，惩罚有过者，使各级官吏为民办事，为国效力，同时使年轻才隽脱颖而出。
然而，宋朝的考官、任官制度，却不是这样，而是实行无功无过者升，有过有罪者不废黜其职位。这样就分辨不出廉与耻、贤与否，只要做上了官，就混日度年，不求什么功与过，只想三年升一官。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人的才能不一定就是三年一变，为什么要三年升一官呢？再说，这样做了，会使那些平庸之人，无材之辈，一旦做了官，仅凭年资升官，不务政绩，如此贤庸并进，好坏不分，才是国之不幸。由此，李觏力倡“以礼义”使人，不“以赏罚”使人。在他看来，“以礼义”使人，才是“圣人之使人也”；“以赏罚”使人，则是“众人之使人也”。“赏罚”为外，可去、可就；“礼义”为内，而中其心，使“天地四方无所逃矣”。所以说：“有赏罚而无礼义，安则可，非济危之具也。”因为李觏目睹当时世风大坏、官场污浊、吏不知耻，故主张“学以礼，行以义”，辅以赏，行以罚。他说：“世俗诚大坏矣，学者为官不为道，仕者为身不为君。见得其虎，闻丧其鼠。父子昆弟之诏告，妻妾之耳语，非富非贵，如举其讳。上之人又从而启之，赏先于功而功不立，罚轻十过而过不改。无事而禄，有事而赏，位孺稚、舆货财而后行，则是禄为我有，而事以赏佣也。礼义既销矣，而赏罚且玩，阶之吝其准乎？”李觏的思想主张，不仅是为国选贤才，而且是为了端仕风，所以告诫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