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盗”与“奸”，善于阿谀奉迎，投君所好，隐瞒真情，不吐实话，不让君主知道国家的危难之境，以求保全自己，求得苟活。他们不仅欺君罔上，而且致乱国家。为了防止这般人的欺君罔上，致乱国家，就必须“防蔽”，使君主了解真情、实情。李觏认为，为了“防蔽”，就要“谨听”。要鉴别、洞察真假之言。不要为那些“谗者”的谗佞之言所欺骗和蒙蔽。因此，要“谨听”、“信谏”、“防谗”，“细察”、“远私”。他说：谗者，沮善者也；谏者，抑恶者也。名之谏者， 皆知好焉；名之谗者，皆知恶焉。然而人主不免于信谗者，谗似乎谏也；愎谏者，谏似乎谗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辞同，而情则异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为谗；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则为谏。君子小人之心，忽帆而不可见，是谗谏所以乱也。好谏而不慎，则奸臣进；恶谗而不察，则正人退。谗佞之人沮善行恶，直谏之人抑恶行善。君主要谨察、明鉴“谗言”和“谏言”，为了做到这些，就一定要“谨听”，“细察”，“深观”，以此使君子进，小人退。
李觏深知，政治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天下的祸患都是渐渐发展、积累而成的，同时也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亡国之君，即使是像桀、纣之类的暴君，其所以使国家灭亡，亦并非完全因为其本人之恶而造成的，而是由客观形势的渐渐发展、积累的结果而促成的。微时不注意防微，一旦发展形成了“天下之势”，就如“决河堤使东流”一样，“一往而不反”，无法挽回。由此出发，李觏告诫明君贤主要“舍近而谋远”，不仅仅要考虑自己一世无患，而且要考虑子孙之世无患，要“为万世计，不可溺苟且之议。祸不在身而在子孙，既足动其心矣，而况仓卒之可虞哉！”只有深谋远虑，才不致祸及自身和子孙。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觏的“救弊之术”是以“通变”为理论根据的。
他认识到，社会事物同自然万物一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一个由渐变积累到突变成势的历史演进过程。所以说：“亡国之君不皆恶，非桀非纣，则所由渐矣。渐者何也？基祸于彼，而受祸于此也。天下之势，一往而不反，若决河堤使东流也。”这显然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个人决定论；历史是渐进演化到突变飞跃，而不是偶然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历史观点。在李觏看来，“通变救弊”，要以《周易》的变易思想为指导，要掌握“常”与“权”、“中”与“偏”、“妄”与“怠”、“明”与“昧”的对立统一关系，做到因时制宜，不偏不倚，伺机而动，明而不昧，以权执常，这样就可以使国泰民安，康国阜民。
李觏的这些“通变救弊之术”，既有其正确的理论根据，又是切中时弊之言，所以是科学而中肯的智者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