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指出，政令有重要作用，君主凭藉各种政令，可以使万民赴汤蹈火，即君主能够“主政令，必生杀”，使民“不得不从”，这是政令严明而有其利的一方面，同时李觏还指出，政令亦有弊的一方面。他说：夫为令之弊有四：初不审，终不断，言者矜，闻者争也。彼作事不咨于众，虑不待尽而辄行，使人有以诟病，是初不审也。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垦，则有风雨，谓政治不可偏从民欲耳！彼有沮之，则不计利害大小而速改，是终不断也。君陈以谋，猷入告而顺之于外日：“惟我后之德。”彼议以一事则夸以为功，使其党间而疾之，是言者矜也。彼闻人之功，耻居其下，虽善必沮，是闻者争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则可以行令矣。李觏在说明政令之利的同时，又指出政令之弊的方面，并从政令之利与弊的两个方面告诫君主必须“慎令”，不可随意发布政令，要深思熟虑，计算利害得失，不夸功自矜，不听风是雨，要初审、终断，做到上威、下听、令行、禁止。为此，君主必须看到政令不严之弊。李觏由政令之弊而看到宋代社会政治之弊，故他提出必须解救社会之弊，而救弊必须通变。通过社会改革，挽救社会危机。所以说：夫救弊之木，莫太乎通变。在李觏看来，只有通变，才能救弊，通则变，变则久，否则社会的政治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为此，李觏积极发挥了《周易》的通变理论，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提倡政治改革。要改革弊政，就要了解社会的弊政所在。因此，他主张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体察人民疾苦隐痛，要允许人民讲话，尤其是讲真话，这就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实行“开讳”，不设“禁区”。他在《庆历民言》中，把“开讳”作为“补于世”的第一项变革措施。他所说的“开讳”，就是解除忌讳，允许讲话，打破禁锢，正视国家的利害得失、生死存亡，不要忌讳人家讲死亡，大力提倡人民讲实话，尤要提倡群臣直言敢谏君主的是非功过，这才是智者之策，明君之举。李觏说：主谏净，则不得讳其恶矣。身莫不恶死，而未尝有不死；国莫不恶亡，而未尝有不亡。等死耳，殇不若彭之寿；等亡耳，奉不若周之世。寿虽高而归之死，世虽永而归之亡，然而以死亡为讳者，是不智也。闻死而温，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敢争其失。疾不治则死， 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是讳死而速死，讳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
李觏针对当时堵塞言路，只听颂歌，不听逆言等弊病，经过多年思考和事实验证，为了有“补于世”，而发出这些救世。
除弊之言。他认为，君主治理国家，洞察群臣，救民善政，就要立谏净，不讳其恶，这如同一个人，没有不害怕自己早死一样，假若害怕自己于死而讳疾忌医，听到死而烦怒，那么医生就不会说出其病症所在，不得医治，因而早死，这就是怕死、讳死而早死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害怕群臣说其弊端、亡症而不准说亡，听到说亡而震怒，那么群臣也不敢说出其亡症和亡因，不纠其失，因而早亡，这就是讳亡而早亡的道理。怕死、怕亡，而不准言死。言亡的做法，显然不是智者之策，而是愚人之举。
明君贤主要“立谏净”，“不讳恶”，“设开讳”，让群臣讲话，要相信人事的作用，不要相信天命的主宰。因为“守国在政，行政在人”，只有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治理好国家。李靓的这些政治见解，既是有胆有识的智者之论，又是切中要害的救弊之术。
在“通变救弊”、“开讳救弊”的前提下，李觏还提出了“审奸”，“防蔽”，“虑永”，“谨听”等治国救弊的措施。
李觏明确指出，国家的治与乱是交替进行的。“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看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能在乱中思治。求冶，在治中备乱、防乱。愚昧的统治者，却看不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认为治永远不会变乱，故不能备乱、防乱。李觏说：“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故智者虑乱于治，愚者谓治不复乱。”李觏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历史经验为借鉴，具体地分析了造成国家混乱和灭亡的重要因素是“盗”和“奸”。“奸”比“盗”的危害更大，因为“奸”以锄“盗”为名，借以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可以推翻君主的统治，而“盗”则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盗”为“奸”提供了条件，二者狼狈为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破坏国家，搞乱社会，俱为危险者。因此，明君贤主要思治防乱，杜盗除奸。
“盗”与“好”是乱国坑民之患，由于他们善于隐蔽、伪装，以伪善的假象，掩饰其丑恶的本质。这就使人们不容易发现揭露他们的罪恶，直到他们的罪行败露之后，人们才可以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再就是左右群臣蒙蔽君主，使君主不了解真相，不知道“盗”与“奸”作乱的根源。左右群臣之所以要蒙蔽君主，是因为他们“惧诛”。他们为什么“惧诛”呢？因为这些人平常是以“佞邪席其身，养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问焉，必曰安于泰山也。然而乱且起，国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则死不待顷，于是纩君之耳，不使闻危乱。姑缓吾死，何暇虑长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