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北宋王朝从建国到中期，已经走上了“积贫积弱”的道路。当权的统治者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惨局，免于“一旦之忧”，而加重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搜刮。广大穷苦农民在沉重而苛刻的赋税、摇役剥削下，无法求生。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却享有种种免役、免赋的特权。随着赋税和谣役的增加，农民负担的加重，地主特权的膨胀，官僚恩荫的盛行，更加剧了农民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并日趋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李觏提出了薄赋税，均役力的政策，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沉重负担，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针对北宋当时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赋税制度，李觏提出应当采取“薄赋敛”的政策。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政策才能给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以生路。比较合理的赋税制度是：“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以役多少参折之”，只有实行“什一而税”，才是通达合理之策。他主张在一般情况下，要实行什一税，重者不能超过十之二，轻者不能少于二十之一。如果遇到荒年凶岁，还要视收成多少而决定，不要不看丰凶，一律收税，困杀百姓。他说：夫什一而税，天下中正，是故谓之彻。彻者，通也。然耕获之事，丰俭亡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蟊贼，农虽尽力，谷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于理安乎？孟子道：“龙子之言日：‘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圣人设官，必于谷之将熟，巡于田野，视其丰凶，而后制税敛焉。丰年从正，亦不多取也；凶年则损，何取盈之有哉？自古以来都实行“什一而税”，这是较为合理的赋税制度。然而，如果国家不根据收成的好坏、年景的丰凶，计算国家的费用，不知道粮物的足否，而一律按什一税而敛财，这样在凶年就会使农民转乎沟壑。僵仆野谷。据此，李觏提出：各级官吏，在庄稼将熟季节，巡视田野，观察丰凶，而后制税敛。做到丰年从正，不多取多征；凶荒则损之、少征。这样可以使国有用、民有食。李觏依据《王制》“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规定，主张国家规定“什一而税”要以三十年的丰凶平均为标准，即使这样也还要看当年的收成好坏而后制税敛，不可滥征赋税。
可是，当时的统治者，却不顾人民的死活而重取其赋，重敛民财，特别是那些心术不正的贪官污吏，为了自己“贪功以求赏，不恤人之困乏”，随意“滥税敛万民”，造成万民贫困，无以为生，他们自己却升官发财，弹冠相庆，真是可恶。李觏对此发出无限的感慨，他讽刺道：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白刃劫君君勿言，人生祸难俱由天。君家岁计能多少，未了官军一饭钱。庭下螺囚何忿争？刀笔少年初醉醒。黄金满把未回眼，笑杀迂儒欲措刑。在李觏看来，“为国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寿矣。保喊敛所以富之也。”而当今的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却不是这样，一些特权阶级。贪官污吏不仅不纳税赋。不服谣役，反而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广大农民，有感于此，李觏在他的诗文中，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无情的讽刺。他指出，繁重的赋役像杀人的刀子一样按在人民的脖于上。虽然这般残酷，人民却敢怒而不敢言。李觏对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夺其常产，废其农时，重其赋税，以至饥寒惟淬，而时赐米帛以为哀人之困”的非礼不仁的罪行，不断揭露，痛加鞭笞。他指斥这种不仁道的罪恶行径是违反先王之道的。他以先王之道、税制为据，予以批判，在批判中，继续阐发了他的赋税主张。他说：先王之道，取于民有制，计口发财日赋，收其田人日税。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投，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诸侯亦什一而税。贡之所入，各有其常。贡不以常，则人无备，人无备而责之必有，非买于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于非其地，求之于非其常，皆农人之病而商贾之利也。李觏积极主张以田亩收税，以人口征赋，实行严格的赋税制度，做到贡赋有常制，使人民有准备，不得随意增加赋税。如果无制而取赋税，必然使广大农民无所措手足，只好向那些商贾蓄积之家高价购买粮食，以致伤害农民，有利商贾。
李觏的这些主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由于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不仅垄断大量的土地，而且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的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的沉重负担，而携带土地“匿比舍而称逃亡”，成为特权者的佃客，这样就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随之亦相应减少。因此，按田亩纳税，计人口缴赋，在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宋真宗时，丁谓说：“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即豪强地主兼并者们，二十亩田纳一亩田地的税，三十亩田纳二亩田的税者，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