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根据《周礼》的理财思想、理财制度和义利双行的义利观点，针对北宋当时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理财富国主张。他反对儒家“贵义而贱利”、重道义轻财利的传统思想，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思想主张，故应当予以更正，使人们明白强本抑末的道理，并更新传统的旧观念。李觏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日食， 二日货。”孔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 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未，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命也。李觏在其“富国策”之中，开宗明义就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即“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光辉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觏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财物金钱为基础，没有“财用”，则一切都办不成。诸如：国家的建设，官吏的养育，军队的征战，宗教的礼仪，百姓的婚娶，诸侯的朝觐，孤寡的抚恤等等，都非财不成，就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外交、文化、道德、礼仪、宗教等，都是由“财用”决定的，即由经济决定的。离开了财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谓“财用”，就是物质财物和金融财政。李觏看到或猜到了社会物质经济财富对国家的上层建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识到“食饱居安，人情所不免”的道理，并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说：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李觏认识到衣食等物质经济条件对人的礼义、道德、教育等所起的决定作用，并引述孔子、管子的有关思想加以论证，同时以具体事实予以证明。这应该说是在历史观上的唯物论的萌芽或表现，可谓智者之见。
李觏指出，明君贤臣的主要职责是理财富国、养民治政。假若君臣负不起为国家理财、为养民治政的责任，而使理财之权掌握在商贾手中，由他们操纵市场，聚敛财富，盘剥农民，榨取百姓，那就是失职，断民物之命，是失政养恶去善之行。他说：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财，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系辞》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是也。君不理，则权在商贾；商贾操市井之权，断民物之命。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虽贱不得不卖，裁其价大半可矣；虽贵不得不买，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货则敛之，不时而买则与之，物褐而书，使知其价，而况赊物以备礼，贷本以治生，皆所以纾贫篓而钳兼并，养民之政不亦善乎？李觏明确指出，君主理财，掌握、控制市场物价，不仅可以纤贫篓而钳兼并，而且可以防止好商乘民之危，断民命之物，使老百姓受害。为此，李觏主张君主必须理财。李觏不仅提出君主应当理财、必须理财，而且具体他说明了应当如何理财，为此他设计了一整套的理财方案：
（一）君主应以天下为家，不应为个人敛私财。
李觏指出，几天下之金玉、玩好、兵器、文织、齿革等一切财物，皆天下人所共有，供天下人所共享，任何人不得聚敛私财，即使是“王者”也不能例外，“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所以说：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汉汤沐邑，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灵帝西园，万金常聚为私藏，皆衰乱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故虽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受贡献，备常赐之职，皆属于大府。属于大府，则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职内之人，职岁之出，司书之要，罚壕会之，钩考废置，诛赏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节？财安得不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故天子应当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为公，不得聚敛私财，不得藏匿私物，更不能挥霍财物，这是先王之法早已规定了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违反。如果“为私奉养，不领于经费”，“万金常聚为私藏”，不仅违反先王之法，而且会败坏社会风俗。李觏看到历代封建帝王及其所豢养的大批贪官污吏，特别是赵宋王朝的统治者挥金如上，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把天下所有的财物和玩好，作为自己的私财，供一姓一人之享用的现实，而提出“天子无私财”，“王者无外”的理财主张，这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
这个思想在当今亦有其鉴借意义。
（二）理财为民，去伪为先。
李觏指出，君主理财的目的是为了“利于民”，不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