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害于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物实厚”，而不能使“物行苦”，即要讲求物品的实用、实惠，不准弄虚作假，伪装诈利，更不准用假冒伪劣商品欺民取利。李觏把“去伪”作为理财利民的第一要务。他说：司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于民，谓物实厚者；害，害于民，谓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贾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贾以却之也。夫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为，盖其常心，蚓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哉！为国理财要为民着想，因此要注重货真价实，物实有用，市场要起到调节货物，便利万民的作用，不得过于侈靡，更不得伪诈取利。只有既利于国，又利于民，才算是真正的为国。为民者。否则让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以“杂乱欺人以取利”，不仅会使人们“矧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废业以作无用之物”，而且会因“下去本而上失实”，追求奇货巧利，最终招致祸患。李觏真是有先见之明。
（三）量入以为出，取用有定制。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做到人足食，国足用，除了要发展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节俭，爱惜人力，珍惜物力。要做到这些，国家的费用要有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式法，不能随意开支，浪费财物，耗费人力，挥霍财力。这样可以做到“国安财阜”，方为“治世之政”。相反，当权者随意浪费财物，消耗人力，积怨甚多，这便是“乱世之政”。李觏说：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时；地不遍产，其产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国不尽得，其得有数。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则哀公云“二犹不足”，《公羊》谓“大柒小桀，诛求无已”，怨刺并兴，乱世之政也。
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国安财阜，非偶然也。李觏主张，国家要立法制，定制度，一式法，规定节用聚财的具体措施，做到量人为出，取民有制，“如此，用安得不节？财安得不聚？”绝对不得“伤财害民”，这是大事，而“非细事也”。这无疑是对统治者发出的警告，使他们不得用财无法，挥霍无度，而要按规定的制度取财用物。
（四）调查民财，加强管理。
李觏依据《周礼*司书》中关于“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逆群使之政令”的规定，提出要调查民财，了解和掌握民财的数量，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民皆知惜费，吏不敢厚敛，而不出现饥寒冻馁之事。因此，李觏在引述《周礼》的这段话之后，接着说：逆，谓钩考也。恐其群吏滥税敛万民，故知此本数，乃钩考其政令也。夫奢则以为荣，俭则以为辱，不顾家之有亡，汲汲以从俗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为之禁今，地嫩收多，则用之丰；地恶收少，则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费矣。亏下以益上，贪功以求赏，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为先者，吏之常态也。是故，为之钩考，虽器械。六畜、山林、川泽，必知其数，如此，吏不敢厚敛矣。民皆知惜费，吏不敢厚敛，而不免冻馁者，未尝闻也。李觏提出的调查民财、管理资源，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是要使广大民众知道自己的财物多寡，从而做到量财致用，节约开支，不浪费财物；二是为了禁止官吏们为了贪功求赏，损下益上，从而不顾民众的疾苦，以滥税敛万民，造成万民财富的匾乏，尤其是可以防止贪官污吏敲剥民众，中饱私囊。其最终目的是使民兔除饥寒冻馁之苦。真可谓"救民医国"之论。
（五）强本抑未，禁止游情。
李觏指出，农业是百业之本，国家发展生产，理财致富，就必须首先采取发展农业的措施。因为一夫不耕要受饥，一女不织要受寒。如果国家存在大量的游情之人，他们不从事耕织生产而游手好闲，坐食他人的劳动果实，必然造成国家财用困乏，百姓饥寒冻馁，还会引起社会混乱、动乱。所以，李靓极力主张强本抑未，禁止“末者”、“冗食者”的存在，驱使他们归于本业，从事农业生产。他说：夫农人，国之本也。三时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末，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比于衣人哉？地力不尽，则谷米不多；田不垦辟，则租税不增，理固然也。今将救之，则莫若先行抑未之术，以驱游民，游民既归矣，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则一心于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农人是国民之本，农业是诸业之本。李觏所讲的“本”就是指农业而言。人人都务本弃末，而不是弃本逐未，就可以足食足兵，国强民富，所以，为国者必须强本抑末。于是李觏 提出驱游民以务本，禁止“末者”和“冗食者”的非法活动。
那么，什么是李觏所说的“未者”和“冗食者”呢？他在《富国策第四》里，作了具体的说明。
李觏说：“所谓未者，工商也。”事实上，李觏所讲的“未者”，包括两部分人，一种是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的发展，丧失了自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