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针对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的弊端，专门写作了《平土书》和《潜书》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阐发了平土均田的理论，主张恢复《周礼》的井田制，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的土地。
李觏继承了传统的“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的思想，认为吃饭问题是人民生计中最大的问题，土地问题是社会诸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别的社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此，解决土地的均平问题，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措施。如果不抓住土地这个根本问题，而去解决别的问题，就是“不知其本而求其末”，是苟且偷安的治标之策。然而，土地所有在当时极端不合理、不平均，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诱发了种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贫民而已。贫民之黠者则逐未矣，冗食矣。”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地力不尽，谷米不多，赋税锐减，民贫国弱。为了解决土地分配不均而造成贫富不均的这个根本问题，李觏反复论证了他的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井、制止两极分化的思想主张。他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未，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未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吃食是生民之大计，土地为有国者之根本，不知道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全力加以解决，而弃本求未，抓住其他次要问题，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农民无土地而责之耕种收获，就如同使士兵空手而令其去打仗一样，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由于商秧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迄今数千百年”以来，造成了土地不均，而宋朝当时更是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这种尖锐的两极分化、对立，致使广大贫苦农民食不足，心不常。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使是尧、舜圣君再现，也毫无办法。囚此，李觏明确提出“立法制，均土田”的主张，大声疾呼地要求平土均田。他以周朝的井田制，作为自己平土之法的理论根据，而具体申明了平土均田之论。他说：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谷米不益多，租税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也。周制井田，一夫百亩。当今四十一亩有奇。人无易业而一心于农，农时不失，农功不粗，则地力可尽也。既又赋之以莱，或五十亩，或百亩，或二百亩，课其余力，治其旷土，则田可垦辟也。经界既毁，王法弗复，然犹能者时出焉。在李觏看来，古代的土地制度，最好的是周朝的井田制，因为夏、商以前，记之不详，传之大简，“备而明者，莫如周制”，所以“行王政必自此始”，即实行“周制井田”。李觏的井田制，均田法，实质是对大地主阶级鲸吞农民土地的一种限制。
李觏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当时社会各种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民饥寒冻馁、痛苦万端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制度、剥削制度，即“土非其有”，“口腹夺之”。他说：吾民之饥，不耕乎？日：天下无废田。吾民之寒，不蚕乎？曰：柔桑满野，女手尽之。然则如之何其饥且寒也？曰：耕不免饥，蚕不得衣；不耕不蚕，其利自至。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蚕不得衣，口腹夺之也。锄耰未乾，喉不甘矣；新丝出盎，肤不缝矣。钜产宿财之家，谷陈而帛腐。佣饥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过升斗尽寸。呜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农；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矣。只有解决土地平均的问题，才能做到“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使人民丰衣足食，安稳常住，不背井离乡，逃亡失所，方可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在李觏平土均田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重要思想内容。
（一）由于剥削阶级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敲榨盘剥广大农民，因而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对立。形成了一方面是巨产宿财之家，谷陈而帛腐，另一方面是佣饥之男，蝉寒之女，无斗升之粮、尺寸之帛。耕织者不得衣食，不耕不织者却是其利自至，真是一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在李觏的诗文中，只要有机会就暴露这种种人间不平之事。他无情地揭露了这种极端不合理性，有力地鞭笞了剥削阶级的残暴行径。
（二）产生贫富不均，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由于“法制不立，土田不均”，而使农民“土非其有”，因而出现了“富者日长，贫者日削”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在这里，李觏初步看到了产生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对立的根本办法是平土均田。平土均田之后，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植桑养蚕，而使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人尽其力，自食其力，促使游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