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十分关注的、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与人性论紧密相联。又关涉人的道德、生活问题，所以引起历代哲学家、思想家的重视。
义和利作为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讲的是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义”是指道义、道德行为之当然；“利”是物质利益，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别，为国家、民族谋利为公利，为个人谋求私欲满足为私利。义和利作为道德评判、评价标准、尺度，又有动机与效果之义。如果仅以“义”为评判人们道德行为标准，只注意动机，忽视效果者，为动机论者；如果仅以“利”为评判人们道德行为标准，只注意效果，忽视动机，为效果论者。两者都注重，既重义，又重利，既看动机，又看效果，则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孔子首先提出“义”和“利”的范畴，并以此作为评判人为“君于”或“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们明白义、重视义；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们明白利、重视利。孔子要人们重义轻利，尚义薄利，做君子，不做小人，“君子以义为上。”所以他提倡见义勇为，见义不为不是君子之勇。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告诫人们“见利思义。”不能为了私利，而不顾道义。孔子是重义轻利者，他自己则是“行其义”而“罕言利”。
盂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亦把义和利作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反对讲利，而大讲仁义。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拭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认为，国君为政治民，不必讲利，只讲仁义，就可以理万民，王天下。显然孟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且只尚义，不讲利。
墨子“贵义”，“尚利”。他认为，凡是合乎“公利”者，就是“义”，否则便是不义。公利是评价人的道德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他说：“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所讲的“利”是指“万民之大利”，“天下之大利”和“国家百姓之利”的“公利”。他主张天下人要“兼相爱，交相利”，“义利合一”，“志功合一”，即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家的义利观，而提出义利兼顾、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这是说，义和利都是人性中所具有的，“民之欲利”与“民之好义”都是合乎人性的，所以都“不能去”，而要两者兼顾、并取。但是，义和利并不是等量齐观、并重并行的，而是有轻重、先后的，所以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义和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对一个人来说，关系到其荣辱问题，是“荣辱之大分”，对于国家来说，则关系到其治乱存亡问题，“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为此，苟于主张“以义制利。”就是说，以道义为先、为重，来控制、克制人欲泛滥、恶性发展。苟子的义利兼顾、义先利后、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当今仍具有其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
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义利思想。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天生人而使人有义和利，以义养其心，以利养其体，人有心有体，故要有义有利，义利兼具。但人身之养莫重于义，故应以义为重。在董仲舒的义利观中，虽然讲义利兼顾，但其思想主旨是义重于利的。所以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而《汉书*董仲舒传》的作者则将这段话改为“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此童仲舒以这段名言而成了儒家重义轻利派的重要代表，而义和利的问题，更引起了各家学者的极大兴趣，成为他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讲义、重道则为君子；讲利、计功则为小人。当然亦有主张道义与功利兼举并重的哲学家，因而关于义与利之争，持续了几千年。
李觏针对北宋初中期的社会积弊，积极主张社会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以求抑制土地兼并，做到轻摇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实行理财富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为此他总结和吸取了前人关于义和利的争论观点及有关的思想材料，一反儒家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了义利双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在李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