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在其人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成善的道德说。
李觏强调教化的作用，但教化的对象是指中人说的。因为在李觏看来，圣人受命于天，先天本性自善，不用教化；愚人固陋，学而不能，教化无用；中人方可教之变恶为善，促其成就善性，培养强化善德。李觏针对中人的三种不同情况的变化，主张实施教化，以成就人的美行善德。所以李觏的人性论是其道德说的理论基础。
李觏认为，圣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仁、义、智、信，都根源于人性，由这四种根源于人性的善德，会合而成为礼，礼是“圣人之法制”，“礼得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由于礼根源于性，性有三品，所以礼亦有等级性、差别性。仁、义、智、信是"圣人之性"，只有圣人才具有这些善性、美德；圣人以此善性、美德教育中等的贤人，而使贤人亦具有这些善性、美德，这是圣人之职、之德。由此出发，李觏强调教化在成善中的作用。李觏断定，人不受教育则不会变善，不善就会为恶犯罪，犯罪就会灾其亲友，毁其宗祀，坏其家门，这是其自己不学习和家庭、社会不教化所造成的恶果。国君治国安民之策，除了以“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外，还必须“教之”，实行“教化”。明君贤主推恩于群臣、百姓的首要措施是教比成善。李觏认识到教化成善比以刑惩恶、去恶的作用大得多。如果教比不当而使人变恶遭刑受惩，这样的结果是刑不足以胜其恶；如果教化得当而使人变善免刑，这如用良药给人治病使人健康。因此，国君治国、任人、安民，不能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只授以官，不施以教，只顾施刑，不求移风，这样做眼前看是大幸，长远看是大祸。只有施以教化之后，再用之、任之，不仅可以使人变善，敦厚民风，移风易俗，聚集贤才，而且可以得贤臣、利国家、益万民。据此，李觏十分注意教化之道的问题。他说：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尧、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纣之民，可封矣。移风俗，敛贤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教人成善，养善去恶，这既可以使国家得到忠贤之才，淳风化俗，又可以“使民父子亲，夫妇和，宗族相睦，乡党相信，财不以争，力不以斗，肃肃雍雍，相从于礼让之地”。相反，则“使民父子不亲，夫妇不和，宗族不睦，乡党不信，财则必争，力则必斗，呼天扣心，相从于刑戮之场。”“此周所以长世，而秦所以不祀也”。两相对照比较，孰好孰坏，孰安孰危，真是径渭分明，是非可见。
既然教育如此重要，就必须加强教育，而教育的主要常葫是学校，所以要建立学校，以学校教育为先，才是促民为善的大道、正路。否则，教法不行，无人可师，无道可学，是不可能使人变善的，这便是邪门、歪道。李觏说：大哉！先王之所以驱民而纳之于善也，教以开其前，如得大路，终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后，使不敢反顾，而况宾兴以劝之哉！养天性，灭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国可使得忠臣矣。学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师，道莫知何道可学。耳何以为正声？目何以为正色？口何以为正言？身何以为止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将欲求腹心于中林，访忠信于十室，不易得矣。学校教人以正道直行，伦理道德，教育为先，刑法于后，经过教育陶冶和律令警诫，使人懂得"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道理，如此家可以得孝子，国可以得忠臣，这就是先王立教之旨。因此，要立学校、明教道。
李觏认为，除了要建立学校，明确教道外，还要慎择教师。他深知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和重要地位，所以注重发挥教师的作用。作为一个教师必须是贤才，具有优良品德。要慎重选择良师，以能者为师。一个真正的良师，虽然不居人君之位，但是，必具人君之德。只有贤才、良师，才能培养出真才、贤者。这就是“择师不可不慎”的原因。所以说：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师者，所以制民命， 其可以非人哉？古者家有塾，党有痒，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学校废，师不命于上，而学者自择焉。识不至， 择不精，是能言之类莫不可师也。然则父儒而子墨，朝华而暮戎，不足怪矣。李觏把教师视为教育之本，主张选择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为教师，而不要那些能言善辩、花言巧语之人为师，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为国为民、持身立节的有用之才。李觏关干兴学校的重要，教育的作用，择师的必要等一系列教育见解，思想主张，无疑是合理而可取的，在当今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李靓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统治利益。他所说的教道是指封建伦理纲常名教。他认为，“礼”是分等级的，并且是万古不变的。体现“礼”的人，也是按等级名位、高低贵贱而划分的，亦同样是不可改变的。在李觏看来，“名位不立，贵贱不分”和“名位既立，贵贱既分”的结果是一样的，同样是“乱而已矣”。原因是前者"统不一"，后者是“欲而争”。因此，李觏主张政令要统一于君主，在这个前提下，再明确名位高低，贵贱之别，这样就可以使人人都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