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由于一些儒家末流，“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结果造成国贫民弱，所以他要言利、重利，使义利并行。
李觏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肯定人非利则无以生存。他反对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轻利主义，认为他们的观点是过激之言，过失之词，损害人生，违反人情之论。因此，他极力反对世儒的非利、禁欲思想。他说：利可言乎？日：人非利不生，昌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易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距，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李觏指出，人非利不生，为什么不可以讲利呢？这是驳斥盂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说法。欲利是人生之情，合乎人性的，为什么不可以言呢？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之“节文”，不使之过度，就不是贪和淫，这是利于人生、合乎人性、顺乎人情的。如果不以“礼”为调节，超出“礼”的规定，就是贪和淫的罪过。如果认为不贪不淫的利欲不可讲、不可求，这便是贼害人生、不合人性、违反人情的。孔子、孟子所谓不求利、不言利，其实并非如此。李觏以孔、盂的行为，说明他们并不是不求利欲，而是求大利欲。在李靓看来，利就是人之所欲，正因为是人之所欲，所以人们才有心所求，谋之所以得，于是才计之所熟；害却恰恰相反，所以不为人们所求、所谋，而为人们所避、所远。虽然谋利、求欲，但是不可过度、无节，特别是统治者，更不能利欲无度，要与万民同利欲。否则就会引起盗贼，招致祸患。所以说：“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利凶人。凶人嗜利，盗之所由兴也。”这无疑是向纵欲求利无度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要他们与民众同利同欲，不要像凶人恶狼一样敲剥良民，贼害民众，否则最终要自食其果的。
李觏提倡利欲，讲求功利，并没有否认、排斥道义。他是主张义利并行，相辅为用，以道义为主，以功利为辅。因此，他反对扬雄在《法言》中说的：“大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的说法。因为大人与小人、圣人与众人的性情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圣人知道求欲过度必招致祸患的道理，因而能做到求欲而不过度，以礼节欲，故能得其欲而不招致祸患；众人则不同，求欲过度，不知节制，结果是以其多欲而最终不得欲。李觏说：形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圣人之形与众同，而性情岂有异哉？然则众多欲而圣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祸也。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众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能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李觏在这里明确指出，众人之所以多欲，是由统治者的剥削造成的，因为众人以其所欲奉他人，即奉献给统治者、剥削者。由此，李觏主张利欲不能过度奢求，不可无节制的贪得无厌，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更应如此，无度追求利欲，就必然会因欲得祸。他以齐桓公、秦始皇的荒淫无度、无限求欲，最终招致祸患的史实为例，说明“祸生于欲，诚足畏也”的道理。这是以古喻今，借古讽今正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只顾自己追求无限的享乐，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做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是必定要重蹈齐桓公、秦始皇的覆辙的。所以李觏主张“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这是他的思想宗旨和结论。这些言论，在当时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大胆中肯之论。
李觏在注重功利的同时，提出了霸道与强国并重的思想主张。他反复驳斥那种“贵义而贱利”，只讲“道义”、“王道”，不知“霸道”、“强国”的世儒之论，并对什么是“王道”与“霸道”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说明。
李觏指出，当今“儒生之论”，说什么由于实行了霸道，而不如古代的王道，这种论调是不知霸道者，强国也，是王道所不及的道理。如：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道。当时外攘戎狄，内尊京师，比之今天哪个强大？再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由于明法术，奖耕战，而使国富兵强，与今天比哪个好些？如果天子有帝王的本领，而国家却没有强国的实力，那些为国的忠贤良臣应当深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李觏以古代霸道、强国的历史事实，说明霸道、强国可取的道理。那么什么是王道和霸道呢？他说：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囱称耳。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日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与谓也。李觏指出，所谓皇帝、王霸都是对人的称谓，并不是指他们实行的那个道的名目。自王以上的人，称号为天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