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务本业的人,归之于农业生产这个本业,这样便可做到食足衣暖,免于饥寒冻馁。只有那些不耕不蚕的剥削者,才变成了“饥寒者”。这显然是一种“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雏形。他说:天之生民未有无能者也。能其事而后可以食,无事而食,是众之殃,政之害也。是故圣人制天下之民,各从其能,以服干事,取有利于国家,然后可也。李觏关于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而获是众之殃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但是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剥削者的非法行径确实是一种警告、抨击。所以说是一种具有其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
(四)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相适应的是李觏提出了“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和“人各有事,事各有功”而使民富国强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达到平土田,均贫富的目的,而且可以达到“民用富而邦财丰”的目的。因为这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所以必须认真实行之。他说: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者乎!若余夫、致仕者、仕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人无不耕。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一易再易,莱皆颁之,则是地无不稼。无不稼,则利岂有遗哉?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以济经用。无情而自安,无贼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虽关百圣,何以易此?既要平土均田,实行井田,又要人尽其力,地无遗利,就是说,只要广大劳动者有了自己的土地,并积极耕种收获,做到“一手一足无不耕”,人人都参加生产劳动,当官者也不例外,“一步一亩无不稼”,所有的田地都种上庄稼,这样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是治国之上策,富民之根本。
(五)生产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做到了人“足食”,国“足用”,就可以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李觏强调人力的作用,不违农时,适时耕种,不靠自然的恩赐。他说:地利之食于人博哉!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 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于人力亦有可及矣。李觏承认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长、收成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毫无作为的,只要发挥人力的作用,亦可以战胜自然灾害。天有天的职能,人有人的职能。人们可以因势利导,修治沟恤,疏浚河道,蓄水排水,治旱救涝,这样做了之后,"虽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为害者希矣。虽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为害者希矣。李觏的人定胜天思想是合理的。
(六)尤为可贵的是李觏看到了物质经济生活对人们道德意识的决定作用。他在强调“生民之道食为大”,“谷米”为“民之大命”的同时,则强调“足食”则民安、心常,可教而善;反之,“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就是说,有了物质经济生活的保证,人民就可得而教,而讲究礼义道德了。这种物质决定道德的思想确实是光辉的。
李觏在其所著《平土书》中,对《周礼》的井田制作了美化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平均土地的方案,设计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蓝图。在这个方案中规定,除宅田之外,一夫给田百亩。王宫、贵族、百官占田都有定数,不准他们随意兼并土地,扩大田亩。国家要做到“以官地为沟途,不害民田”。平土均田不是空言,要落到实处。只有真正实行平土均田,使民有田可耕,有蚕可养,做到衣食自足,免除饥寒之苦,才能人心稳定,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说:“夫治民必先定其居处,而后可使之乐业也。”而养民之本,乐业之基“必本于农”,即农业是生民的根本大业。“衣食之急”是“生人之大患”,故“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要勤勤恳恳,不断努力去办好农业之事,关心农民的疾苦。所以要"诚申命四方,以吏课为后,以农政为急,劝农之官,交举其职,时行属县,问民疾苦。土田垦辟,稼穑蕃滋,百姓乐业而无冤人,则书以为功。反是则劾以为罪。或几乎农对不违而颂声可作也。”在李觏看来,明君、贤吏的主要职责在于努力解决生民之衣食住行。开垦土地,种植庄稼,植桑养蚕,这是使民安居乐业之本。因此,明君、贤吏应当孳孳而为之。
李觏认为,由于“周之制”实行井田,而使民有田以“足其食”,树桑以“为其衣”,又能使“媒氏以时其婚姻,库塾以贤其子弟”。因此,他十分赞赏这种养民之制。因为天生万民,为民立君,是“为亿万人也”,不是“天命之私一人”。所以说国君的任务在于“养民”、“安民”,不是贼民、害民。这就要求国君“孳孳焉以安民为务”,而不能以天下万民之利去私其一人。李觏看到当时皇帝的荒淫无道,敲剥万民之财而私其一人的可耻行径,故有感而发。
李觏指出,由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使井田制度遭到了破坏,于是刮起了兼并土地之风,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祸患,造成了土地荒芜,情民增加,饥懂不断,赋税减少。他认为这是“以恶政恶吏困自养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