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李觏极力主张恢复井田制。他说：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情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师丹言“宜略为限”，不可不察也。李觏认为，恢复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为了恢复井田制，李觏提出了实施井田制度的具体步骤和做法。他指出，要想实行井田制度，“则莫若先行抑未之术。以驱游民，游民既归矣，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游民既归而兼并不行，则土价必贱。土价贱，则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无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则一心于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为浮客，则富家之役使者众；役使者众，则耕者多；耕者多，则地力可尽矣。然后于占田之外，有能垦辟者，不限其数。富人既不得广占田而可垦辟，因以拜爵，则皆将以财役佣，务垦辟矣。如是而人有遗力，地有遗利，仓廪不实，颂声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禁止游情之民、淫巧之民巧行未术，不务本业，使他们尽归于以农为本，一心务农，然后限制人们多占田地，规定占地限额，不得超出。这样做了可以使土地价钱不至于上涨昂贵，农民可以得到耕地，并尽心竭力地从事耕作收获。没有土地者，亦可以依附于富家，为之役力。除此之外，还奖励开垦荒地，有功者授予爵位。这样不仅可以堵塞"逐末之路、冗食之幸"，更重要可以做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仓凛充实，颂声大作，否则便是人有遗力，地有遗利，仓凛不实，颂声不作。两相对照，孰好孰坏，十分清楚。李觏摆出两种不同事实，叫统治者选择。李觏指出，君主及各级官吏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计本末”，“强本抑未”，防止豪族地主兼并土地，无限占田，特别是要防止富商大贾“乘人之急”，“买贱卖贵”，牟取暴利，坑害民家，破坏民产。他尤为强调国君的主导作用，援引《管子》“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话，要国君关心民隐，做到与民、富民，不可夺民、贫民。李觏也十分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自称“为民父母”，实际上这些“父母官”却是“不计本末，罔农夫以附商”，敲骨吸髓的可恶者。官吏的贪占、贪官与好商的狼狈为好，相互勾结，敲剥农民，是祸乱天下的根源。李觏说：好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 岂唯愚民见欺邪？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而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由于贪官与好商勾结，冒好习伪，以恶物欺人取利，而使人们竞相趋之，结果使农业这个本业荒芜，而末业却盛行起来，久而久之，必定招致祸患。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强本抑末，厚本薄末。他所要抑制的“末”，是指被兼并而失去土地的“游民”和从事土地兼并、巧取豪夺、投机取利的商贾。李觏“强本抑末”的目的是要使这些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饱暖。所以他反对“弃本逐末”。他说：“夫农人，国之本也。三时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未，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比于农人哉？抑其各有所统，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统于其官府，其余皆然，虽不系于乡遂可也。圣王敦本尚俭，虽有工贾必不甚众，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数，其余益寡矣。”李觏并非完全排斥工商业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他们却不是“国之本”，而是“国之末”，这些人不可无，亦不可多，要有所统，而不可乱。然而工商业者，与农人相比较，对国家的贡献是次要的、无法比的，“安足比于农人哉？”因为“农人”是“国之本也”，所以要强本抑末。李觏生活在重农的国家、重农的时代，这个思想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