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时，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却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以至他们在破产之后，却依然负担着原有的田税。这样就出现了“有产无税”，“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由此可见，李觏主张的按田亩计赋税的办法是有时代背景和实际意义的。
李觏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各级官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宫民”，使农民免于饥寒冻馁，流离失所，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所以他告诫统治者要"保喊敛"，以富万民。
李觏在主张“保喊敛”的同时，又主张“均力役”。我们知道，宋代的差役，名目繁多，极为苛重。诸如：衙前、里正、户长、耆长、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渡于、斗子、拦头、厅子等等种类。尽管差役繁多，负担甚重，可是官户以至沾点官气的，都不服差役。商人也基本上是“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和尚、道士等都兔除差役。大部分有钱有势的地主也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因此，沉重苛刻的谣役都压在农民的头上。由于繁重的谣役连年不断，使许多人“困于久役”，“破坏家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李觏提出了“均力役”的主张。他指出，按《周礼*乡大大》的规定：“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同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其他的人都不能免力役。可是，当今却不是这样，倒是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不服谣役，为此，李觏主张，除了按《周礼*乡大夫》所规定的人免役外，其余所有的人都应当平均担负力役。他说：君子之于人，裁其劳逸而用之，可不谓义乎？世有仕学之乡，或舍役者半，农其问者不亦难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贵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劳，诚不可役，然复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则老者，疾者亦可以同门不使耶！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繇役，不专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者乎？及其为国家则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 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而后可以为人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专取以安之也。先上之法，是干谣役，只有少数贵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才予以免役，其余的人都要平均负担谣役，不专取一部分人。这样可以使天下宫庶，民不怨恨。李觏依据先圣王之法，主张平均徭役，不专取之。他所说的专取对象是那些“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的中小地主阶级。李觏认为，如果国家把沉重的摇役负担，全部压在他们的头上，专取之他们，使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必然由富变穷，以至造成天下皆贫，国家不安。这样对封建统治者非常不利。因此，李觏反复说明不应专取徭役的道理和平均役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为封建国家着想，为中小地主阶级争利，与大官僚、大地主抗争，客观上对广大劳动者有利。李觏在揭露、痛斥那些频征役力、聚敛财富的贪官污吏的同时，对那些不频征役力和不重取赋税的亲民、爱民官吏予以称赞：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人生到难处。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自注：时国子慎懤土守本郡。）
贪官污吏，频征力役，耗尽农力，加重赋税，使民饥寒，他们都是只爱官，不爱民，使人民在重赋频役的压榨下，生活到处难，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只有盱江大守，才怜民不爱官，值得赞扬。
李觏还指出，国家发展经济，强本抑未，除了采取理财富民、平土均田、薄赋均役、控制物价等措施外，还要兴水利，备水旱，制农器，修稼政，救凶荒，委积粮，国足用，治病疫，兔民疾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如果说李觏的全部著作都是“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那么他的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就使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极为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