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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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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经济思想 三、薄赋均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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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却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以至他们在破产之后,却依然负担着原有的田税。这样就出现了“有产无税”,“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由此可见,李觏主张的按田亩计赋税的办法是有时代背景和实际意义的。

    李觏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各级官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宫民”,使农民免于饥寒冻馁,流离失所,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所以他告诫统治者要"保喊敛",以富万民。

    李觏在主张“保喊敛”的同时,又主张“均力役”。我们知道,宋代的差役,名目繁多,极为苛重。诸如:衙前、里正、户长、耆长、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渡于、斗子、拦头、厅子等等种类。尽管差役繁多,负担甚重,可是官户以至沾点官气的,都不服差役。商人也基本上是“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和尚、道士等都兔除差役。大部分有钱有势的地主也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因此,沉重苛刻的谣役都压在农民的头上。由于繁重的谣役连年不断,使许多人“困于久役”,“破坏家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李觏提出了“均力役”的主张。他指出,按《周礼*乡大大》的规定:“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同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其他的人都不能免力役。可是,当今却不是这样,倒是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不服谣役,为此,李觏主张,除了按《周礼*乡大夫》所规定的人免役外,其余所有的人都应当平均担负力役。他说:君子之于人,裁其劳逸而用之,可不谓义乎?世有仕学之乡,或舍役者半,农其问者不亦难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贵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劳,诚不可役,然复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则老者,疾者亦可以同门不使耶!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繇役,不专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者乎?及其为国家则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 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而后可以为人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专取以安之也。先上之法,是干谣役,只有少数贵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才予以免役,其余的人都要平均负担谣役,不专取一部分人。这样可以使天下宫庶,民不怨恨。李觏依据先圣王之法,主张平均徭役,不专取之。他所说的专取对象是那些“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的中小地主阶级。李觏认为,如果国家把沉重的摇役负担,全部压在他们的头上,专取之他们,使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必然由富变穷,以至造成天下皆贫,国家不安。这样对封建统治者非常不利。因此,李觏反复说明不应专取徭役的道理和平均役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为封建国家着想,为中小地主阶级争利,与大官僚、大地主抗争,客观上对广大劳动者有利。李觏在揭露、痛斥那些频征役力、聚敛财富的贪官污吏的同时,对那些不频征役力和不重取赋税的亲民、爱民官吏予以称赞: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人生到难处。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自注:时国子慎懤土守本郡。)

    贪官污吏,频征力役,耗尽农力,加重赋税,使民饥寒,他们都是只爱官,不爱民,使人民在重赋频役的压榨下,生活到处难,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只有盱江大守,才怜民不爱官,值得赞扬。

    李觏还指出,国家发展经济,强本抑未,除了采取理财富民、平土均田、薄赋均役、控制物价等措施外,还要兴水利,备水旱,制农器,修稼政,救凶荒,委积粮,国足用,治病疫,兔民疾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如果说李觏的全部著作都是“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那么他的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就使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极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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