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程颢、程颐兄弟，对王安石的革新思想主张，亦是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当时的一大祸害，甚至比佛学还要坏。他们说：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程颖多次当着宋神宗的面攻击“王安石之学不是”。说什么“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司马光和程氏兄弟一派之所以极力反对王安石及其思想，就在于他要死死抱住那个人所不能干涉、无能为力的“道之本”，主张消极无为，率由旧章，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祖宗之法。如果人们去研究“万物之所以成”的“道之末”，积极有为，就是违反了祖宗之法。他们所说的“道之本”，就是指人的主观精神，道德修养，即所谓“内”；他们所反对的“道之末”，就是指外界的客观事物以及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制作和革新，即所谓“外”。在他们看来，人们研究客观事物，制作和革新具体事物是“玩物丧志”，而不是圣人之学，因此他们主张求于内，不必求于外。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可见“本”与“末”、“内”与“外”、“无为”与“有为”是相应的范畴。所谓“本”、“内”就是指“心”而言，所谓“末”、“外”就是指“物”而言。他们主张“求于内”、“求于本”，就是要加强内心修养，从主观内省下功夫，不必求之于外物。因此，他们反对分析研究事物，综合考察事物，认为这样做既不利于身心，又无益于家国。司马光明确提出"治心"的主张，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抓住了根本，才是圣人君子之学。他说：迂叟曰：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 安以学为？迂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司马光、程颖。程颐认为，人们不必研究礼、乐、刑、政和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只要向内心寻求，反省体验，就是抓住了“道之本”，这样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因此，不需要向外寻求，分析研究具体事物，去求那个"道之末"，这才是圣人、君子之学。
由此可见，李靓与章望之，王安石与司马光、程颖、程颐等围绕着“内”与“外”、“本”与“未”之争，实质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