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觏的无神论思想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他是重视人、轻视神的。李觏认为，人之所以贵，就在于人有知、有智，因此人才能持身、理家、治国。他说：过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犹豫，目以为害，古之亡国败家，未尝不以此也。过而不知是不智，知过而不改是亡国败家之途，所以人要做“明者”，不做“昧者”。“明者”是早辨是非，及时改过，“昧者”是以智饰非，最终悔之莫及。只有人才有这种意识能力，所以要重视人的作用和智能的发挥。
李觏从重人观点出发，在论《易》中，一反历史上传统的神学迷信的解释《周易》的神秘观念，而以自己的理解，结合国家、百姓利益之用，而阐发《周易》的合理思想。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臭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则是圣人为天之所为也。《系辞》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由此观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李觏继承了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的重人思想，说明人优于、异于群生、万物之处，就在于人有道德、意识，由此论证人为天地万物之主和吉凶由人的道理。既然这样，人就应当重视自己，不应当"释人事而责天道”，这就是《周易》教人之道。而神学唯心主义者却是“释人事而责天道”，“执左道以乱政”，“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一些腐儒、鄙儒则“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就是说，他们只相信天命鬼神，而不知吉凶由人的道理。李觏为了明《易》道，成君道，而反复强调由人不由神的无神论思想。
李觏的吉凶由人论，揭露了易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阐明了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观点，目的在"通变救弊"。他看到赵宋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就要“通变救弊”。从这种忧患意识出发，李觏孜孜于易学研究。他说：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这段话是李觏《易论》十三篇的最后一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其《易论》的结论。从中突显出李觏《易论》的出发点是“作《易》教人”，归宿地是“使民宜之”，而忧国忧民意识贯穿其中，体现了他重人而排神的思想。
由上所述，我们总观李觏的无神论思想，清楚表明其科学性、战斗性、针对性和现实性，因而颇具特色、很有价值。
然而，我们亦必须看到，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李觏的无神论思想，也具有不彻底性。
在李觏的无神论思想中，保留了“天命”、“天佑”、“神化”一类的概念和《河图》、《洛书》、《八卦》三图，亦用大量文字引申“毫析幽微”之论。他在批判佛教、道教、神仙、妖术、巫医。卜相之类的有神论和迷信以及它们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同时，却又为一些庙字、神祠作记，又承认神灵的存在、颂扬神的灵验。如他说：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祷祠之人日累什百。景枯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与焉，乃使人请命于“五通”。神不能言，决之以竹杯校。时老母病不识人，妻子暨予相继困甚，唯“五通”谂以无害。疾之解去，皆约时日，虽宝龟泰筮弗是过噫！“五通”之为神，不名于旧文，不次于典祀， 正人君子未之尝言，而有功于予，其可以废？李觏在这里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五通"神的显灵之验，对他家如何有功德，因此不可以废掉。他承认神仙的存在，还说他和母亲都梦见过神仙，认为这是“生有自来”的。他不仅承认神仙的存在，而且认为“神为人之本”，强调事神的必要。他说。
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于是为之禘尝郊社，山川中雷，以修祭把。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贤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礼之大本也。李觏把“神”视为“人之本”，把“事神”视为“礼之大本”。他还信奉天命，崇信天命，他说：“畏天者昌，习天者亡。明主思之以为在德，德修而灾异消，然后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李觏接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谴告说，要人主修德以消灾异，否则天必出灾异而谴之。李觏从有神观念出发，还主张厚葬等。这些都表现出李靓思想的局限性和无神论的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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