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在其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上，对人的认识问题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从而建立了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李觏认为，由物质性的“气”所产生和形成的宇宙万物，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人们的主观意识是来自于客观事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他提出了见习而知、习之是而见之广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说：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来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由耳目等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而获得感性认识，再由耳目与心思相感而获得理性知识。没有客观事物为源泉，人的耳目等无所得；耳目等虽有所得，但不感于心，使心上升到思维，则认识还不算完结、穷尽。只有耳目感于心，心感而思，“思则无所不尽矣”，这样才完成了对事物的认识。
李觏在重视耳目与心思结合之知的同时，强调“习之是”，“见之广”之知。他说：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这是说，人要达到圣贤的境界，就必须学习、习行；人要认识各种事物，获得知识，就必须广闻、博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的思想、品德、事业，才有所成。李觏把“习之是”，“见之广”作为认识论的基本条件。只有“习之是”，才能“性贤”；只有“见之广”，才能“知事”。
这是人求知、立身的必备条件。
在李觏看来，耳目感官接触外物愈多、愈广，而心官之思就愈知、愈尽，由此人们就可以尽知万物，所以要“见之广”。感官有得，心官方能有思，“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不仅要广见、广思，而且要“习之是”，“习之久”，以此求知、修德，方可通晓人情物理，达观时政。所以说：“明主思之以为在德，德修而灾异消，然后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耳习于闻，目习干见，心习于思。”人的认识、知识、思想、品德等，都是广习博取而来的，不是先天固有的。由于人的后天接习不同，而使知识有种种差异。所以说：居山者不知渔，扈译者不知猎，习之之异也。今欲令禁渔人以罔罟，洁猎者以从禽，虽日挞之弗可改也。李觏所讲的“习”，不是仅仅学习书本知识，而已包括亲身经历的习行践履，习之久、习之知，久而久之便认识了物理，形成了习惯，掌握了技艺，达到了性贤之境，再改掉这种“习”就不容易了，因此要“习之是”，而不能习之非。这显然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习行而知、习行而能的实践观点。
基于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李觏强调环境、教育对人的知识获取、品德形成的重要作用。他说：人不教不善，不善则罪，罪则灾其亲、坠其祀， 是身及家以不教坏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学。不务教而务官之，以市井言，未学而仕，其幸大矣。智者虑之，则为祸亦大。由于李觏认识到人的知识。品德是后天获得和形成的，所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治国安民必先进行教育，对于官来说，必须是“学而优则仕”；对于民来说，则应该是“教而使之善”。有了这种官、民，国家便长治久安了。因此，明君贤主治国安民，不仅要“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且要“教化”万民。教化使人由恶变善，不教化使人由善变恶，以至于犯罪。
在李觏看来，人君的职责是“养民”、“安民”，同时要施以“教之”。
如果“无以教之”，则民不知孝、友、忠、信之善德，而发生贪、争、淫、骄等恶行，这不仅是为君之失职，而已“是纳民于阱也。”不教而诛，使民至死不悔而生者不悟，这是置民于陷阶之中的暴行，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李觏在这里蕴涵着对统治者的警告之意。
李觏进一步指出，同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人的善恶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为此他主张要及早加强教育，不断地加强教育，使民积善去恶，不使之积恶去善，以至酿成大恶，招致大祸。所以说：善哉为国乎！人之大恶岂一朝一夕，必有渐也。放僻邪侈之情动，而无所畏忌，则涓涓以成江河，毫未以寻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锯，虽其悔之，犹噬脐也。是故先王之驭民必早为之。人的善与恶，既不是先大具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为了使人从善去恶，为善不为恶，就要防微杜渐，及早警诫、教化，否则如同涓涓之水汇成江河，毫未之木长成斧柯之树一样，到最后犯罪而被判刑、诛杀，这时则悔之莫及。李靓在看到教育的作用，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同时，也看到人的善恶、好坏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些思想对人们有警诫作用和积极意义。
李觏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深知认识事物之难，而认识人则尤难。他看到当时的仕林宦海里“言行不相顾者，滔滔皆是也”和一些“佞邪”之人侥幸取官而乱世的现实，而提出了“考能”“止幸”、“试之以事”的用人观点。他说：呜呼！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试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沦定然后官之，试此职也。任官然后爵之，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