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命也。如是则无旷官矣！认识人、选取人、任用人，是看“言”，还是看“行”？
李觏主张“试之以事”，看其事功、能力，而取之、任之，这仲重事功的观点，与其重习行的认识论是一致的，当然也是可取的。
李觏的上述认识方法、原则，是针对当时社会积弊有感而发的。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现实是言行不一，言不由衷，师非其师，士作其士。他说：“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师其言不师其道。故得其言者为富贵，得其道者为贫夫。悲夫！”面对这种悲痛局面，李觏慨然道：“夫士者，众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读儒书，而躬小人之行，是涂民耳目也。士之不听，师非其师也。师之不才，学校不修之过也。”李觏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师非其师，学校不修之外，还有其认识论原因：言一也，而所由生者异。或生于心，或生于耳。生于心者，帅志而言，言则必形于事；生于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则悸矣。这是说，人的言论是由两种途径产生的，一是出于自己的心思，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言论就会"形于事"，在所做的事情中表现出来；另一种是听别人说的，人云亦云，随人说和，这种言论不会在做事中体现，而与事实相悖。李觏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言行不一、与事相悖的根本原因，是在上者“好言”而“不试之以事”所致。所以说：“上不好言，则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上之好言，则言可近利，无志者亦言矣。抄占书，略今文，变白为素，析一为二，以希世愿用，一易其褐，则言且忘矣，何有干事？”为了解决言行不一的问题，做到言行一致，以能取官，就必须“试之以事”。“试之以事”就会在履事的实践中，考察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防止那些巧言令色的佞邪之人取得官爵，从而欺君罔上，涂民耳目。李觏的"试之以事"的观点，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止险救弊的实际意义。
李觏还指出，有些事物由于被现象或假象所蒙蔽，使其真相本质一时没有显露或暴露出来，人们虽然与之接触，以至与之共处，但是，却不能马上认识，只有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其本质暴露时，人们才能知之、明之。比如人们对盗好的认识，就是这样。李觏说：盗之未泄也，日与之接，而不知其盗；奸之未露也，日与之居，而不知其奸。衣缨言动与人同，而盗奸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赃出械见，刑杀于市，而众人皆知其盗；谋行乱作，国家敝败，而后世皆知好。知其盗，非众之智，由狱吏之谳也；知其奸，非后之贤，由史臣之笔也。李觏的这个思想，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因为客观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人对它同样亦有一个认识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之少到知之多，山知之浅到知之深的认识过程。对人的认识亦如此。一个盗贼、奸人，当其罪恶本质没有泄露、败露之前，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常人无异，因此人们不可能认识他们的真正面目，而被现象或假象掩蔽着，当其罪行败露后，人们才可能认识，所以后世人对前代人的认识才是清楚的。虽然，在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事物的本质暂时被现象、假象掩饰着，但是，终究是要暴露的，人们要认识到假象是对本质的歪曲反映，现象是反映本质的。因此，人们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戳穿假象，揭露本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趋势，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因势利导，治国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