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在其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万物都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所谓“易”，就是指变易、变化、发生、发展，变动不居、往来无穷而言。李觏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形成的，而“气”是由阴阳两个矛盾对立的方面组成的。阳气的特性是浮、升、动、刚；阴气的特性是沉、降、静、柔。由于阴阳二气的浮沉、升降、动静、刚柔的矛盾运动，不息变化，相感相应，相交相合，从而化生了宇宙万物。因此，由“气”化生和构成的宇宙万物，在阴阳的矛盾对立中处于不停的运动状态，这就是万物都在“易”中的道理。李觏指出，《易》和《礼》、《乐》都是圣人根据阴阳往来、动静变化之形，万物兴衰之象而制定的。所以说：天高地卑，动静方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为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雷霆风雨，四时日月，百化之兴，以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观之，则礼乐之比隆竟大，盖已著矣。天地阴阳者，礼乐之象也，人事者，礼乐之实也。李觏在这里显然是引申和发挥《周易》的观物取象，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思想，以说明万物形成、变化的道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李觏的气化论，已经包涵着辩证法的发展观，尤其是他在解释“元、亨、利、贞”时，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气”的不断变化，由于气的变化而产生万物由胚胎、萌芽到生长、壮大等不同发展，这样他便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紧密地结合在走。在唯物论中闪耀着辩证法的光彩，而辩证法则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因此是光辉而有价值的珍品。
李觏在《易论》十三篇中，提出许多对立、对应范畴，说明《易》的道理，论证了人们应当认识种种变化的情况，掌握变化的规律，从而处理好天下国家。自身和家庭的各种事情。李觏指出，天地万物，日月星辰，家国人事等等，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循环迭至，交错往来，人们只有认识、懂得这种无穷的变化之理，才能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形势，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而不发生谬误。他以文干之囚、箕子之奴、比干之死等历史事实来解释有关卦象之后，而作出了结论式的结语。他说：噫！天道之变，日星循环，占之而不并者，以知其数也。人事之动，情伪交错，应之而不谬者，以知其势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来，弗可辞也已。噫！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李觏深知，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事物对立面双方都有其相互转化的机制、时机，因此人们要注意把握时机，审时度势，适时度宜，不要错过时机，丧失机遇，这样才能转祸为福，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以他说：“兹祸福之机也。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耳。”掌握时机，度宜而行，不错过机会，故要“持之以正，用之以中”。李觏在这里发挥了儒家的中道思想，主张持正用中，执两用中。
不过应当看到，李觏的中道思想，与早期儒家稍有所异。儒家认为：“过犹不及”。李觏则认为：“过”则招患，“不及”可以发愤求进而达到“中”的境界，“过”则无法返回了。为此他反对“过于正者”。他说：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过之。不及则下于人，下于人则愤，愤则知进矣。过之则出乎类，出乎类则矜，矜则不知反矣。李觏旨在告诉人们既要注意适中用中，不要“过之”，因为“过之”招患，又要在“不及”时，发愤努力，不断进取，以求适中。这显然是讲论辩证法的度量问题，当然亦是合理的。李觏根据他的对立面的矛盾斗争促使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思想，驳斥了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错误观点，提出了“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的正确观点，并以此进一步论证了以物制物，裁物为用的宝贵思想和宇宙万物相依相克的生存转化之理。他说：或曰：敢问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信乎？
曰：相生未必吉，柜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今夫水克于火，则燔烧可救；火克于金，则器械可铸；金克于木，则宫室可匠；木克于土，则萌芽可出；土克于水，则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则腐，以木入火则焚，以火加土则焦，以土埋金则，以金投水则沉，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赞》，决在昼夜，当昼则相克亦吉，当夜则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砂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继则父子之道也，相治则君臣之宝也。今夫父之于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则恩吾于义也。君之于臣，能赏之，又能刑之，则威克厥爱也。恩害义则家法乱，威克爱则国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李觏认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斗争，相依相克，是吉还是凶，是利还是害，不在于它们是相生还是相克，而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得其宜还是失其宜，得其宜则吉，失其宜则凶。宇宙万物就是在相生相克的矛盾对立统一中产生和发展的。他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