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便不能产生宇宙万物。所以说“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在李觏看来，如果阴阳二气“各亢所处”，“各居一位”，不相会合，不相交感，不仅不能产生五行和万物，而且亦不能产生人。因为“人感阴阳气以生。阳主动，阴主静。动则为谋、为虑、为决断、为事业。静则为懈情、为因仍、为逸乐。动胜静则昭，静胜动则聋，理必然也。”所以只有阴阳二气相互会合、交感，彼此胜负，动静不息，往来不止，才能产生人和万物，并具有各种形象。相反，“二气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如此说来，只有“阴阳会合而后能生”。这显然是对宇宙万物的产生、形成所作的唯物主义说明，并具有辩证思维的闪光。
尤其应当看到，李觏在对《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更具体地阐发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或曰：敢问元、亨、利、贞何谓也？
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诂未能显阐， 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无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读《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于之，必有其状。窃尝论之曰：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旨，其命也。于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飞者得之以卵，百谷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卵者不殈，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兽有山野，虫有陆，鳞介有水，此其宜也。坚者可破而不可软，炎者可灭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干也。乾而不元，则物无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则物无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则物失其宜，故当视而盲，当听而聋也。利而不贞，则物不能干，故不孝不忠，为逆为恶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于也。”从李觏对“元、亨、利、贞”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走兽、飞禽、虫豸、鳞介、百谷、草木等等，从其生成、壮大、死亡等不同的发展变化，都认为是由于“气”的不同变化而形成的，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式，一切都离不开物质性的“气”。“气”是万物的根源和始基。所以说“始者，其气也”。因为有了“气”这个“始者”为本原，所以才有“通者”、“宜者”、“于者”可言，如果没有“气”为“始物”，其余的“生物”便无从产生，当然也就没有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了。在这里，明显地表现了李觏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李觏解《易》和注《易》，不仅仅是为了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即为了医国救民，经世致用。因此，他极为反对那种成天“疲心于无用之说”，借以欺世惑众的易学。他说：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日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但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李觏极力驳斥世俗鄙儒、宗教信徒，他们利用解《易》和注《易》，来宣扬神学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借以自欺欺人，迷世惑人，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害而无一利。李靓主张对这种危害甚大的异端之学必须坚决予以废止，对那些“非史非巫，言称命运”的入，必须禁止他们的非法活动，使之改邪归正。
李觏在批驳他们的谬论，揭露他们的危害的同时，经过多年的填密思考，精心研究，针锋相对的撰著了《易论》十三篇，着重阐明了对国家人民有利的经世致用之学。综观《易论》，我们可以得知：《易论》第一是论“为君之道”；第二是论“任官之急”；第三是论“为臣之道”；第四是论“治身”与“治家”之道；第五是论“遇于人”之道；第六是论“动而无悔”之道：第七是论“因人”与“应变”之道；第八是论“常”与“变”之道；第九是论“慎祸福”之道；第十是论“招患与免患”之道；第十一是论“心一与迹殊”之道；第十二是论“卦时”之道；第十二是论“以事明卦象”之道。这些都是论说国家人事之道，没有玄谈天命之理。
在李觏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仅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对万物的根源性，而且把这种唯物主义思想用以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安民和除邪、救弊。因此，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中，渗透着辩证法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