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后，面对着内忧外患、伦常毁坏的局面，总结和吸取了唐以来历代王朝兴衰的教训，除了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政治、军事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便采取了整顿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秩序、强化宗法道德等一系列措施，以收拾人心道心，使臣民归顺。
我们知道，由于五代十国的长期封建割据和战乱纷争，致使封建王朝急剧更替，伦理纲常严重破坏，等级制度松弛，宗法道德废弃。不但乱臣贼子们犯上作乱，弑父弑君，卖国求荣，就连一般文臣士大夫也“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便需要一种新学说，以便为其政治统治制造理论根据，为重整伦理纲常制造哲学根据。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思想家的精思，而干北宋中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取释、道两家思想，使之“三教合一”的新学说，即“理学”的诞生。理学的产生、形成，与宋代开国以来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中唐以后，儒家学者开始怀疑汉儒训诂注经的治经方法，逐渐突破汉儒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束缚。宋代学者，一反汉儒的经注之风，不仅疑古惑经，而且批评汉儒的治经方法，并以己意论经，发挥自己的思想。孙复说：“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尖锐批评“汉人不知学”。论经注经，从汉儒的“疏不破注”到宋儒的“疑古惑经”、“疑经改经”，在思想领域，确实是一次解放和突破，有力地推动了义理之学的产生和思辨哲学的发展，并为“理学”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宋代学风之变，学术之盛，与范仲淹、李觏、胡瑗、孙复、石介讲学明道有密切关系。李觏、胡瑗、孙复、石介，常与范仲淹游，且“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不分寝”。他们当然是为讲学论道、经国济世而聚集在一起的。胡瑗一生官职，多在太学任教，他以经义教授诸生，明道德仁义之本，再教以经世达用之学。胡瑗于公元1059 年因病请假回家，由李觏接任太学教授之职。足见，他们思想的相通处。孙复举进士落第后，退居泰山，学《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笔法，阐扬儒家的礼法，发挥自己的思想，教授诸生修己明道。石介气孙复同学多年，共同求学，倡明义理。石介的道统说，尊崇韩愈，反对佛道等，都对宋代学风之变推波助澜。胡瑗、孙复、石介，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三人在治学上，重经义、轻训诂；在教学上，主张严肃，倡明师道。他们对于义理、人性、正心、修己等思想的讲授、阐扬，对宋代学风之变和理学的产生，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黄百家说：“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抄读伊洛书，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其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者毋蹈或者未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由于朱熹等把宋代学术之盛，学风之变归之于胡瑗、孙复、石介，认为伊洛理学之精，实自三先生始，所以后世学者也都称赞“宋初三先生”之功德，而忽略了、忘却了李觏之功德。以至全祖望等人在编定《宋元学案》时，亦没把李觏单独立案，而编入《高平学案》，对此王梓材说：“全祖望尝立《盱江学案》。检原底《序录*士刘诸儒学案》条有‘江楚则有李觏’句，后定刊本又节之，盖以《盱江》并入《高平》尔。又案《忠宣传》：安定、泰山、徂徕、盱江皆客文正门。”该《学案》在讲到范纯仁时，亦讲到李觏与范纯仁之父范仲淹“宋初三先生”的关系：范纯仁字尧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第进士，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易长葛，又辞。时胡安定瑗与孙泰山复、石徂徕介、李盱江觏，皆客文正门，先生从之学。（梓材案：楼攻媿《序忠宣文集》云：‘盖公天资诚确，笃志学问，承文正公之亲传，博之以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师友之益，发为文辞，根柢《六经》，切于论事，无有长语，而一出于正。’据此则孙、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师友之间，殆泰山与安定为其师，而徂徕、盱江特其友与？）每讲肄，至夜不分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此等密切关系、志同道合、讲学论道，故不能把宋初的学术之盛、学风之变，仅归于‘三先生’，而遗却了李觏。由我们上述所援引的史料可证，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史学家，常把李觏与‘宋初三先生’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要详细引证这些史料，旨在说明李觏于宋学的历史贡献，使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不再被忘却，并从中发现其思想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