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励，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按理说，国家通过层层考试，应当选拔出对国家有用、于民众有益的治国救民的干才。然而偏偏是这些通过科举制度而考取进士、登上高位的人，却真正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选取的是一些只能记诵默写诗赋、经传的误国者，而不是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因此，叶适断定科举取士是弊法，而非良方。他说：“用科举之常法，不是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王辟之，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刘豫认为，北宋时代“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也指出科举制度之弊害。他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泪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响，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禀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就是说，由于科举制度之误，而不能为国家造就、选拔优秀的治国人才。
种种事实表明，北宋中期，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颓势了。面对这种“积贫积弱”的困境，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则要求改革，倡导革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情操，首先提出了改革方案，并在公元1043年开始实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李觏与范仲淹有密切关系，“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不分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李觏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和思想上的倡导者、立论者。他在公元1043年撰写的《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政论，被目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就是明证。总观李觏的全部著作，更足以证明他是为改革而立论的。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和思想家思想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都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而思想意识又是该社会时代的反映，并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李觏的思想，正是由北宋中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李觏的思想是积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并为医国济民、扶正救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