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其他符瑞祥兆，如龙的显现，灵芝的发现等，都在真宗统治期间发生。对于这些荒诞不经的自欺欺人的迷信妄言，虽然有不少大臣冒死揭露其谬，真宗却沉迷其中，无以自拔，直到公元1022年真宗死时，将天书与其尸体一起埋葬了事。公元1008年，真宗下令造玉清昭应宫，委任三司使丁谓作总监工，而丁谓则是一个献灵芝草有名、善于阿谀奉迎以附会帝意的贼臣。当时一些忠直敢谏大臣对此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竭天下之财，伤生灵之命，切不可为之。张说：“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与此同时，由于对辽和西夏战争的失利，每年都要给辽和西夏以巨款和绢帛。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输给辽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输给夏国的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经济的危机。
我们已经说过，军队的频繁征调，使军费开支剧增。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应付辽、夏之扰，又加速扩军和增加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于公元960年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几乎增加了六倍，即由22万人，增加到125.9万人。宋仁宗皇祐中（公元1050年左右），做过三司使的蔡襄，曾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过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支总额占国家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关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少思想家都作过计算和说明。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哉！”朱熹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蔡襄，张载、朱熹等都明确指出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危机，而当权的统治者却无法、无力摆脱这种危机。
宋朝统治集团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田赋、搜刮民财。他们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敲剥农民。诸如：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廓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等等。这些赋税和租税，以实物交纳的叫岁赋之物，即以谷、布帛丝绵、金铁、物产等。这种赋税制度在宋朝，实行了约一百年之久，到宋神宗时，因田赋不均，税收减少，又采取了新的办法扩大税收。
土地兼并，租税增加，军费剧增，地主盘剥，官吏勒索，商人巧取等天灾人祸，一齐向广大劳苦农民扑来，从而加剧了、激化了农民同封建政权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地发生。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既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痛苦不堪的悲惨境遇，要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又反映了宋代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两极对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广大农民决心以武装暴力来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在取土用人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北宋中期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也是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方面培养人才。同时，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名额，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一些和尚、道士，都前来应试。他们企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士子学人耗尽精力，整天背诵经书，沉吟章句，梦想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这种科举取士制度，虽较隋朝以前的荐举、察举的制度公平合理一些，但由于宋代科场纪律松弛，“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而常常发生“纳贿舞弊”行为，使一些伪劣之人得逞。因而选拔不出真正有补于国、有利于民的贤才、干将。对于科举制度的流弊，宋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指出过。王安石认为，当时的科举取士，所选拔出来的人都不切实用。他说：“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指出当今学校之所教，只是“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不但使学者“耗精疲神”，“困苦毁坏”，“不得成才”，而且是“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因此，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取士制度。
叶适则更明确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和危害。他说：“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