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禁莫能止焉。”许多大官僚又是土地的兼并者和拥有者。如：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就是一个“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者。比部员外郎郑平则“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很多公卿大臣占地都在千顷以上。与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富商大贾也参加了兼并土地的行列。他们利用高利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个重要手段。宋真宗时，寇准知永兴军，长安一带就是“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而向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兼并和掠夺，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沦为客户。所以与唐朝前期比较，宋朝的自耕农大为减少，佃农却大量增加。
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稍后于李觏的吕陶说：“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因而造成“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的局面。由此而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由于地主阶级无限兼并土地，广大农民沦为客户，任地主阶级宰割，地主阶级又常常以“增租划佃”的方式扩大剥削。加之政府通过地主向客户征收田赋、丁口赋和摊派各种徭役，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无法忍受这种种剥削和搜刮，而陷入无法生存的惨境。对于这种情况，北宋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诗文、政论中，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并同时提出均平土地、恢复井田、抑制兼并的主张，李觏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针对“法制不立，土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的现实，明确地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李觏之后的王安石说：“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又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权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广大劳动农民受土地兼并之苦的惨景，目不忍睹，他们背井离乡、野仆僵谷、饿莩满地。在宋神宗时，据官方统计数字，农民流离失所、逃亡在外的已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宋代诗人王禹偁在《感流亡》诗中，描绘了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悲惨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另一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诗中，记述了逃亡农民在沿路挖野荸荠充饥，这种野菜挖光之后，只好吃有毒的药草，致使大多数人中毒，竟造成了“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面对这种惨景，诗人愤慨地责问：“胡为贼良民，令此鸟兽肥？”当然这是由封建地主和官僚们所为了。
北宋农民所受之苦是由最高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我们已经说过，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之后，大批武将被裁减，从而形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冗员。他们失去了兵权，却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又由于重视文官，而使文官俸禄特别优厚。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有三百千之金，这笔钱足够买一百多亩良田。对宋朝“制禄之厚”，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详细记述：“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秋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四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
宋朝对官吏的优厚待遇，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少见的。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的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所以造成大批官吏无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随着官僚的增加，人民的负担愈益加重。宋真宗景德以前，内外官员一万三千多人，宋仁宗庆历和皇祐中，增至二万多人，到宋英宗冶平中，则达二万四千多人。官吏日增，俸禄随增，支出亦增。不仅如此，还由于宋朝的恩荫之滥、恩赏之厚、冗官冗费、郊祀之费等，“亦徒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尤其是皇室的挥霍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如：造天书、封泰山、造宫观，兴土木、制玩好，每年耗费的金银，不可数计。宋真宗是个迷信十足的皇帝，他声称有天书自天而降，给他带来“世祚延永之意。”又言梦中见到“神人”，自称是玉皇大帝的使者，“传玉皇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