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举兵北伐，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宋初诸帝曾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之地，翦除辽敌之患，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宋太宗于公元979、980、986年，二度御驾亲征，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宗死后，真宗于公元1004年与辽签订“澶渊”盟约，规定宋、辽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
由于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去了北方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则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俅，余多败衂，纵得亦不偿失，多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故。”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辽、金、元都因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辽之为患，由来已久。
西夏主赵元吴以甘肃之众，进占宁夏乃至陕西等西北边境，惨祸不断。
起初宋帝仅以赵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接着从公元1038-1048年，征战十年之久，使双方耗尽民力、民财。虽在公元1044 年，签订和约，但侵掠事件时有发生，时战时和持续多年。面对这种时局，少年张载“慨然以功名自许”，“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解除西夏对边境的侵扰。所以张载二十一岁（公元1040年）时，宋王朝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府，他便上书谒范仲淹，建议对边境用兵。
宋朝与这两大敌人交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都很大，而使之步入“积贫积弱”的颓势。
宋王朝所以陷入窘境，是与赵匡胤所制定的国策密切相关的。他利用“杯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萃聚京师，削去兵权，赏以厚恩，使之富贵。这不仅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员，而且削弱了边寒兵力，使边关吃紧。由于宋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重内轻外、重文轻武、重中央轻地方的统治政策，既削弱了军事力量，又减弱边防的防御力量，进而使整个兵力大大减弱。到了李觏生活的真宗、仁宗时代，则处于“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的危急环境中。
宋王朝规定二军统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属于枢密院，而枢密院则“无握兵之重。”这种调兵权和领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与三帅之间的矛盾，形成彼此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年调动一次军队的驻地。由于军队不断调动，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且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的拥兵自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代皇帝则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指挥，装备精良，驻守京师。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各地，各占一半，相互牵制。目的是防备军队造反，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此，宋神宗曾作了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引者注）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内外相制的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边境的防御力。他们既要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而采取了利用与控制、使用与限制的统治权术。这样就既不可能使军队有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和较强的战斗能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丧失的国土。由于军事上的非策、失误，使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宋太宗赵光义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在宋朝最高当权者看来，内患比外忧更可怕，因此他们着力于内患，而不顾外敌之患。结果招致军事上的一再失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无地可耕，无蚕可养，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因此，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官僚、大地主的支持，而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种种经济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不断扩大，使土地兼并愈益发展。王明清说：“[本朝]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在北宋时代，大官僚、大地主竟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因而造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形势。到宋仁宗晚年，继续发展，无法制止。“承平浸久，势宦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