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出北京城，沿东北方向，过顺义，再过怀柔，直抵密云县境内。我们原计划攀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雾灵山（海拔两千多米），按道理应该在太师屯的叉路口右拐，可惜当时风沙大作，没遇见指路的牧童，就顺大道直行了。后来才知道，这条气度不凡的大道是去承德的——清代的皇帝们就是由此取道避暑山庄围猎的吧？直到与崇山峻岭间的一座关隘狭路相逢，司机才猛然刹住车：原来走错路了！窄窄的山谷，像安了一把锁——固若金汤的城关上书写着“古北口”三个红字。由于年代久远，斑驳的城楼似乎已与两边的山岗融为一体，显得天衣无缝。南来北往的客运或货运车辆，只能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从锁眼般的门洞里穿过——这简直是一道控制着车水马龙的闸门。再往前行，无疑就是塞外了。司机懊恼不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歪打正着地撞见了大名鼎鼎的古北口。因为不期而遇的效果，古北口在我眼中更像是天外飞来的关卡——或者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幻影。我特意要求下车走走，仿佛为了验证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像梦一样被我的手指捅破吧？
虽然已是四月了，可由于面临塞外，这里的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凌厉（不是剪刀而是镰刀）。仰望周围山脊上蜿蜒的长城，似乎也被冻得鼻青脸肿，拼命地缩着脖子。其中有一段一段倾颓了的，仿佛已被旷古的风当作巧克力给吞噬了。长城啊，这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破落户，一直在风霜雨雪中苟延残喘。而古北口这一段，估计自明亡以来再未修复过。大约1691年前后，镇守古北口的总兵叫蔡元，由于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而向朝廷“请行修筑”。康熙皇帝予以拒绝：“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几乎每年都要离开紫禁城去木兰围场秋狩，一生计有48次之多，每次经过古北口，都会目睹长城的尴尬——而从未加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的皇帝们已习惯了将长城视为自己的俘虏，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的阶下囚。怎么会顾得上给它剃须修面呢？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庆祝自己抑或自己的家族的胜利了。
从康熙的话里面透露的有恃无恐，必然在其子孙身上遗传，到最后发展为夜郎自大了——譬如乾隆接见前来建立邦交的英国使团，还以为这是远在重洋的岛国经数万里之程输诚纳贡呢，他的回信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有一种当干爹的感觉。大清帝国对外患缺乏警惕，疏于防守——由其对待长城的态度可见一斑。难怪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舰炮居然成了晾衣竿，而敌人由此细节察觉到这所谓的“海上长城”的腐朽与不堪一击。果然，一战之下，樯橹灰飞烟灭，黄海成了大清帝国的赤壁——水上的滑铁卢。不管对待陆疆还是海疆，清朝的皇帝们头脑中都毫无长城的概念——并坚决否定其必要性。最后终将自食苦果：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比瘫痪的长城还要脆弱，还要无奈……而这些是废弃了长城的康熙所预料不到的。
帝国的衰败与狼狈，同样躲不过长城的眼睛。1860年，威丰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都会逃荒！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逃兵的角色——而化为灰烬的圆明园，就是咸丰跑丢了的鞋子。
在我心目中，秦始皇是个泥瓦匠，首创了长城。而到了明朝，又把这门祖传的手艺给发扬光大了。朱元璋主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后代也一直热衷于土木工程。“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是长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调集了数十万士卒和民工，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昌平县西)两千多里的拱卫帝都的防线上，对原有的边墙（明初大将徐达所筑）进行翻修改建，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竣工。你猜工头是谁？戚继光——就是战胜了海上倭寇的那员名将。他被调来担任蓟州总兵。
密云作为京都的东北大门，是北京及华北通向东北松辽大平原的交通要道。而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北口，更成为“南卫京畿护燕赵，北防虎狼裹关山”的锁钥重镇。”密云县的长城，长达四百二十五华里，在全国来说，密云县也是拥有长城最长的县分之一……戚继光此次修城，把密云一带的长城，作为重要防线，特殊加工整修，不论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建筑质量上，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可称明代长城精华之最了。”（李大儒语）我知道古北口关堪称榜样中的榜样：共有三道长城，三道关门——其中包括一水门（又称水关），是明代长城中独一无二的水门关。我特意绕到这著名的水关前看了看，发现损坏得很厉害，况且河水已断流，只剩下干枯的河床——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