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存在着最严重的误读现象。
我们更多地以为十月革命后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其全部了，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天生的广场朗诵家、讽刺的蜜蜂抑或爬楼梯的人（他一度建立了富丽堂皇的“楼梯式”诗体）。甚至他逝世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还代表当时的社会如此评价：“社会活动家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喉舌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可战胜的，任谁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打击，他仍然完整无损地巍危菏立在我们面前……几乎是在临死前，他放开喉咙宣告了自己对伟大事业的一片忠诚，为这事业他已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和自己巨大的才华。马雅可夫斯基是属于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正在建设和为之奋斗的未来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有谁敢于怀疑这个诗歌巨人创造的神话。
然而我们忽略了未来派时期(1912～1917)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一朵“穿裤子的云”——他也有过空虚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诗歌并不是与空虚对应的，恰恰相反，空虚更容易造就一种抽象的美感。听一听他空虚时的呻吟：“我希望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我只好／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土地／一旁／走过”。正是这首空虚的诗歌改变了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马雅可夫斯基后期像个撒传单的鼓舞者，但他众多的诗歌传单中至少有这么一张，是写给自己的——隐晦地张贴在内心的墙壁。这供自己一个人反复吟诵的传单，或许比其他万人争读的传单更具灵魂的震撼力——最低沉的反而是最嘹亮的，最倾斜的反而是最正直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暴风骤雨般的诗行中，居然还刮过这么几缕在时代边缘徘徊的“斜雨”，极其个人化的“斜雨”——只能说我们还远远未能了解他那海洋般深广的胸怀。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认识，存在着死角。正是在这被忽略的死角里，收藏着一场微型的风暴——以那忧郁的斜雨作为象征。因为这首诗提供了潜在的证明，马雅可夫斯基37岁时那令人费解的自杀(1930年)，也具有合理性了。他并不真是个快乐的诗神，强壮的体魄遮盖了精神的脆弱，积极的姿态掩饰着内心的悲观。性格的双重性，显得有两个马雅可夫斯基:一个屹立在时代的中心，另一个则徘徊在边缘地带；一个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朗诵，另一个则在冷清的角落低吟。究竟哪一个更真实？或者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哪一个离诗歌的本质更近？
其实，即使马雅可夫斯基本人，恐怕都不知道该做哪一个更好。当然，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放弃渺小的自我，投身于广大的社会。以社会代言人的形象出场，或许更能满足他内心需要的某种成就感吧。1924年他完成了长诗《列宁》，在许多工人的集会上朗诵。他自己也曾为这首诗非常担忧，因为它很容易被人贬低为一篇普通的政治笔记。但是这种真实的担忧很快就被淡忘了：“工人听众的态度使我高兴，并且使我坚决相信，这首长诗是必需的。”
以至到了1928年，他在《无产阶级真理报》上的发言——态度就更为坚定了：“人家对我说：您干吗到处旅行和读自己的诗呀？这是舞台表演的事，而不是您的事，不是诗人的事！胡说八道！正是我的事！仅仅是我的事！我喜欢这个能传播我讲话的敬爱的麦克风，远远超过不论什么出版物的三千印数。”他一味满足于传播的形式乃至传播渠道的畅通，很少有时间斟酌，反思自己传播的内容了。没准他愿意自己的声音变得粗糙一些吧：“我总用自己的肺的力量和洪亮有力的嗓音肯定我的观点，我并不担心我的作品将要被淘汰。”他恐怕忽略了，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心有时候比肺更重要，心的律动也比肺活量更重要。
看着他1928年1月出发到俄罗斯联邦各城市作巡回演说并朗诵诗作的里程表：到了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然后到乌克兰，再后到克里米亚。诗人一生的最后三年中，在苏联各城市举办自己的晚会达两百次以上。据他统计，他的听众每年平均超过六万人。马雅可夫斯基成了那个时代惟一的明星诗人。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被深深地压抑着，却仍然在坚持自己微弱的声音。利*金兹堡回忆1927年的一次聚会，布赫什塔布“不很适宜地问起马雅可夫斯基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如今正在写的作品来。”“他在写诗，写得愈来愈短。”“写得短，这很好哟。”“为什么好？”“因为长的东西不给他出版。”
马雅可夫斯基说：“那有什么。短诗容易写，五分钟，就齐了。可当你写长的诗时，毕竟需要坐上20分钟。”他自己恐怕也意识到这番评价是站不住脚的。诗歌的优劣，并非由篇幅或写作时间的长短决定。剩下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有点坐立不安，尽开一些平淡无味却又令人不快的玩笑——并且提前走了。金兹堡说：“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副样子的马雅可夫斯基，紧张而忧郁。”
马雅可夫斯基那天的紧张和忧郁其实是必然的。或许，他开始怀疑自己了吧。怀疑脚下走着的是否真正是属于自己的道路。他很少回想起创作《穿裤